三 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学科建设为学术发展提供条件。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智力与知识的支持。

（一）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研究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之前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格局，但其研究分布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可分为“自由主义政治学”“国家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三股主要力量。[32]其中，“自由主义政治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崇尚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学说，关注欧美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权力制衡、政党、选举、代议制度、宪法、社会自治等议题。例如张慰慈的《政治概论》、萨孟武的《政治学新论》、陈之迈的《政治学》等都是介绍和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著作。“国家主义政治学”主要是指为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学论证和背书的讨论或研究，包括“三民主义”和“醒狮派”的民族主义。另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发端并逐渐兴盛，例如恽代英早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学概论》，邓初民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新政治学大纲》都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受到压制，处于边缘地位。

1949年后，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转向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周恩来在《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讲话中提出：马列主义必须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同时要求调动旧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积极性。[3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随之得到快速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建立相关研究机构、扩充研究人员。

1952年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被取消，此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政治学研究被分散到法学的“国家与法”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区域国别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虽然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不复存在，但相关领域中的政治学研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知识和人才方面的储备。

（1）“国家与法”研究。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当中，从国家体制、发展模式到学术研究向苏联看齐成了必然选择。苏联的学科体系中将政治研究归入“国家与法”的研究序列，[34]关注国家与法的阶级本质和经济基础。中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根据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特别关注国家的起源和阶级属性、国家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国家机关体系、中央地方关系、民主集中制、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社会主义宪法等议题。这些研究既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政治体制建构的需要，例如确立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分配，也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统治的各种实际问题，例如民族问题、所有制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立法和法律问题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提高各级干部政法知识和宣传教育群众的需要。

（2）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35]20世纪50年代，党校和一些高校开始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1957年，高放发表《科学社会主义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主张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独立的学科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阶级、革命、国家、政党以及战略五大问题，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和探讨，其间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吴江著《论无产阶级专政》（1958年）、艾思奇主编《阶级和国家》（1961年）等。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阶级等“五大论题”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对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恢复后的早期教材，如北京大学编的《政治学基础》产生了深刻影响。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是当时因国际和国内形势需要而发展的新兴研究领域，主要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具备“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怀，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一国的革命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1956年，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先河，全国各个高校陆续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同时陆续出版了教材和专著，如1958年出版的两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内容涵括共产主义同盟问题、1848年欧洲革命问题、第一国际问题、巴黎公社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第二国际问题、联共（布）党史问题、共产国际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的评价等。[36]

（4）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中国与苏联两国发生严重分歧后，中国因为外交、国际合作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加强对欧美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由此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兴起，研究涉及第三世界国家、周边国家以及西欧北美政治。20世纪7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开始冲击美苏两极格局，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同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并说明中国的外交立场，将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视作中国的国际义务。学术界围绕“三个世界”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

（5）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关于西方政治学说的研究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就存在，例如张奚若在清华大学开设有“西洋政治思想专题研究”课程，相关著作有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萨孟武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等。[37]1949年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受到一定的阻力，但相关研究并未中断，而是在“国家与法”的研究序列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1962年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组织主编了高校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因为苏联法学界非常注重西方政治学说，此时几部颇具影响力的苏联思想史研究著作陆续引进中国，如费奇金的《政治学说史提纲》（1955年），凯切江的《政治学说史》（三卷，1959—1961年），莫基切夫主编的《政治学说史简明教程》（1956年），等等。同时，一些西方经典著作也被翻译引进，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这一时期国外政治思想研究多以引介为主，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多，有的如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吴恩裕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研究发展

1979年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初，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填补因学科被取消而留下的大量学术研究空白。此时，政治学研究第一个热点性的问题集中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如关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学以及什么是政治学研究对象等基础性的学术讨论。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跳出将政治仅仅视为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