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主理论研究

民主政治是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中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民主理论诞生于民主实践，又指导着民主实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梳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对于继续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民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一个“舶来品”。但民主政治的实践总是受制于国家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国情，只能在历史任务和现实条件等客观因素设定的空间中发展。因而，民主从来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同样受制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总是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民主理论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民主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中国民主理论的70年，是实务界、学术界围绕不同时期的主题展开探索和讨论的70年。在这70年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领导人民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中国当代重大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和反思，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理论研究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民主旗帜，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这些理论一方面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要求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这些都是人民主权思想中国化的表达；另一方面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供了理论构想和制度框架。中国的民主实践也激发了学术界对民主政治学术研究探讨的热情。据统计，1949—1956年，国内有近30本有关“民主”的书籍问世。除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53年）等系统阐发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著作之外，陈仁炳的《走向民主社会》（1949年）和《论人民民主》（1950年）、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1949年）、邓初民的《民主的理论与实践》（1956年）等著作进一步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吴铁峰的《论资产阶级的民主》（1951年）、丁德纯的《如此美国民主》（1951年）、金鸣盛的《两种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1955年）等著作则将研究视角转向国外，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民主理论为标准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批判，凸显和赞誉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一系列错误，最后终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误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事业遭遇严重挫折。物极必反，一系列理论错误和实践挫折，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民主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成为未来重新出发的新起点。



二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理论探索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再出发。1978年《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各种思潮和理论纷纷获得解禁或重释的契机，对民主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也由此开始复苏。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进一步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邓小平重新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新探索。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民主研究的重要议题，许崇德、何华辉、李步云、刘瀚等学者相继出版相关著作，使得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得到充实和完善。

在执政党高层表态以及随后党内理论工作者的带动下，民间知识分子也开始尝试研究与传播民主思想，体制外民主思潮勃兴。体制外思潮又反馈至体制内，引发了1979年初理论务虚会上是否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明显分歧和争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总结讲话，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为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底线。此后，风潮逐渐平息。

但是，在改革开放大形势下，“中国社会受到‘西化’的影响以及体制外认同和追求西方政治制度的趋势，并没有因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全盘西化的原则界定而减弱，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影响和体制外因素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80年代中国处于寻求稳定和发展的双重需求的艰难处境，中央高层为此形成了“既反左，又反右”的政治观：在经济领域要突破旧经济观，实行市场化改革（即反“左”）；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坚定不移地反对西化，把控住思想政治观念的大局（即反右）。[3]在指导思想之下，政治学界就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选择推进民主化战略，在80年代后期进行了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这应当说是中国政治学界在改革开放后第一场关于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重大讨论。

在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以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必须以经济市场化为先导，只有市场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真正的民主政治才会得到相应的发展；而经济市场化只有通过“新权威”的准集权体制才能稳定、快速进行。[4]反对者则认为，中国的传统体制本已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再强调集权只会带来社会经济政治的恶化，主张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分权制衡的政治体系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实现政治民主化。这场关于中国民主发展是通过集权间接走向民主，还是通过分权直接实现民主的激烈争论，虽然都各有偏颇，但为90年代国家选择政治发展战略、实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总体来看，80年代中国民主观念和理论在“左右震荡”中艰难前行，同时也在执政党内引发持续性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



三世纪之交民主探索再出发


受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