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方法论研究

中国政治学科70年的发展也反映在学科方法的进步和完善方面。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方法论层面的多元化，对方法论主动和原创性的反思多；研究方法和技术层面的科学化，主要以介绍和学习国外研究方法和技术为主。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并且伴随着研究主题的细化，实证研究方法逐渐多元。[1]

梳理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发展，首先需要明晰什么是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包括不同的层次。《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条目，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程序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将社会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级：方法论、研究方式或研究法、具体方法与技术。方法论是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社会科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地认识社会现象？（2）是否存在客观的社会规律？（3）应采用何种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4）如何判断社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5）人的主观因素（如价值观、伦理观）对社会研究有什么影响？”不同的理论学派和不同学科各有不同的方法论。[2]研究方法既涉及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方法论，也包括比较具体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技巧。本章关于研究方法的回顾和总结，会涉及研究方法的这些不同层次，同时包括研究设计中的不同环节，包括问题的提出、概念化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应用等。



第一节 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回顾


70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方法主要以阶级分析方法和规范性研究为主；第二阶段，自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恢复进程中逐渐转变为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并重，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阶级分析法转为多种实证方法的并存。



一 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与发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的恢复初期，政治学研究方法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法为主。比如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清代捐纳制度》《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太平天国制度初探》《明代粮长制度》《明代黄册制度》等。[3]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恢复初期，“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4]。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建立在对政治的含义以及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发展基础之上。阶级分析法以马克思关于“政治是什么”这一本体论为基础。[5]中国政治学科全面恢复以来，随着学科范式的转化以及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由于阶级分析的“历史负担”[6]，传统的单一政治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逐渐被方法论多元主义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所取代。



二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多元化


政治学恢复之后，政治学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和多元化。这种趋势一方面源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和多样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内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一趋势首先体现为规范方法和经验方法的日趋平衡与综合，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7]。

1997年房宁在《政治学研究》上撰文，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区分了规范方法和经验方法在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政治学的目的与功能、论证方式、对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侧重点，以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主次位置上的区别。[8]任剑涛分析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什么能够颠覆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主导西方政治学的规范政治理论而取得主导地位，为什么当代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主张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并举的取向。规范的政治理论看重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待政治问题和理解政治生活，也就是解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当的。而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着重研究的事实层面，是以价值中立甚至是价值祛除来谈论政治问题。对政治生活的理解离不开对价值的讨论，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家无法说明其理论和数据背后的价值蕴涵，而规范研究的最大弊病是理解的主观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高，要解开这种可爱与可信的死结就是要促使支持两者之一的方法立场的研究者，意识到这两种方法的良性互动之必要，像罗尔斯一样将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进行比较好的融合。[9]

除了规范方法和经验方法的平衡与综合，政治学研究也开始运用各种实证研究方法。政治学恢复后，通过引入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突破了以往对政治含义和研究对象的狭隘认识，学科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主题不断丰富，政治学学科内部根据不同政治议题和研究对象形成了不少新兴子学科，同时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10]研究议题的丰富是研究方法多样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功能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法团主义等不同理论流派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都被介绍到国内，案例研究法、社会调查法、历史研究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统计分析方法都被运用到实际研究当中。

学者从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教材、博士生论文等方面统计和梳理了研究方法的运用现状。[11]学者的统计数据表明，经验研究的比例较政治学恢复之前有大幅度的上升，但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90年代末，在意识到经验研究相较于规范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后行为主义流派在西方兴起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化程度仍然不够，需要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任务尤其艰巨。”[12]经过近20年的发展，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已经基本平衡，肖唐镖等人对1995年到2002年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政治学研究方面的论文非随机选取近300篇，其中规范研究占2/3、经验研究占1/3；对1994年至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转载的768 篇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经验研究的比例占41.3%；李艳霞通过对1985—2010年刊载在《政治学研究》上的1031 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经验研究的比例为34.2%，规范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占28%。[13]政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也在上升，通过对2011—2015年排名前十的高校的政治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学者发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趋于平衡。[14]

从教材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以及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来看，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均呈现出了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