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村政治学研究

农村政治学，也称乡村政治学，是研究农村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农村政治学，是从政治学的维度，从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结构视角，从农村与城市相对的空间范畴，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变迁和农村社会变革，以集体化、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等为主线，主要运用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结构主义和历史分析研究方法，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政治科学。农村政治学研究，总体上以问题为导向。对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集体化等展开；1978年以后，农村成为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开始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逐步转向农村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研究，成为政治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并形成了若干农村研究“学派”或“风格”。从学科意义上讲，即为农村政治学研究。



一 农村政治学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村民自治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并在全国开始推广实施，给国家基层治理带来新的问题，也给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带来学术增长点和新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的局限，转变研究路数，走出书本，走向社会，转向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研究。农村政治研究意外地成为政治学研究分支领域的新学术增长点和学者成名的高地。但直接对农村政治学概念或学科进行的研究并不多。目前以“农村政治学”或“乡村政治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有7篇论文，分别为李敬、萧楼、贺东航、樊红敏、徐晓波等的研究。

我们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村发展过程演变，大致总结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初探受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面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尤其是土地改革的研究问题，[42]如1951年出版的《土地改革后的中南农村》和《土改后的农村》等。1952年院系调整，随着政治学被取消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农村政治学研究几乎空白。对这一时期农村政治研究，基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这一时期除了杨庆堃1959年所著《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63年杨懋春关于集镇和乡村[43]等的研究外，本土的农村政治学研究成果不多。

（二）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兴起

第一阶段是萌芽兴起。一是农村改革催生农村政治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体制的变革，农村政治开始受到关注。尽管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多半是原来从事马列·科社、党史·党建的学者，采用规范和文本等的定性研究和上层研究，[44]但已开始萌芽农村政治的基层研究，如杜润生侧重农村政策及其经济改革，黄道霞、陈锡文、陆学艺等侧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从1987年到1995年，谢庆奎教授作为中方的负责人之一，主持北京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基层政权研究项目，建立了数据库，并发表多篇论文。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成为一家一户的事，促进了家族制度的研究。1986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乡村家族文化研究中心，政治学系王沪宁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村落进行了历时三年的调研，研究了中国政治、农村政治、家族政治，[45]其研究特点是远超同时代学人的学术规范、扎实的调查风格和社科学术团队的合作精神，章节整齐，逻辑性强。三是村治法规促发村民自治研究。1980年广西合寨村开始探索村民自治，1982年《宪法》中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1987年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这些都推动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四是农研机构推动基层政权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张厚安等较早将研究视野投向农村，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由此迈出了“四大步”。这一阶段农村研究译著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柯鲁克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

第二阶段是快速发展。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时，他们发现这里早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努力。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他们的学术成果共同推动了农村政治学的发展，使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15年（1990—2005年），成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黄金15年。9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研究成为“显学”。1995年，张厚安、徐勇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刁田丁、郑邦兴、张厚安、徐勇等获得了农村政权建设研究项目，包括“六五”“七五”“八五”课题。这一阶段农村政治研究的成果增多。就著作而言，有张厚安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和《中国特色的农村：“乡政村治”的模式》，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和《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金雁等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秦晖等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胡荣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张厚安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张明亮的《村民自治论丛：第一辑》，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于建嵘、贺雪峰、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陆学艺的《三农论》和《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这一时期，还重新校订出版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等。

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如李连江、牛铭实、史天健、何包钢等海外华人学者进入中国开展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研究议题进一步拓展，不仅包括村民选举及其政治经济效应分析，还包括农民抗争行动、基层政府角色等新议题，研究趋于规范。还有欧博文[46]、李淑珊[47]等人的研究。

（三）农业免税后的深入研究

2006年，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学界对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等进行总结、比较和反思，研究成果进一步增多。就著作而言，有贺雪峰的《乡村的前途》《中国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村治的逻辑》《乡村社会的关键词》《地权的逻辑》，朱冬亮、贺东航的《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表达：福建将乐县调查》，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特别是吴毅提出了“乡域政治”概念，这较“村治”更为宏观，较“县政”更可操作，从而实现了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过程与结构、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与经济和文化诸变量关系的目的。[48]

此外，从县域层面研究农村政治学的著作也多起来，如贺东航的《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