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空间政治学研究

一 空间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


在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背景下，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空间政治学，不仅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兴起，而且被引介到中国并得到重视和发展。在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空间政治学也在21世纪初被引介到中国，在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并取得良好发展。空间政治学作为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实现了政治研究和空间研究的结合，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现象和空间现象做出了具有自身视角的解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一）空间转向：空间政治学产生的背景

从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中叶之前，时间思维或历史思维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据主导位置，空间思维处于缺位状态。空间思维缺席现象，不仅体现于政治学研究领域，而且缺席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研究领域。[164]

20世纪中叶人们对“时空压缩”实践的思考，使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空间转向现象。在学术研究领域，空间转向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表现为：空间思维日益被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重视并采用，空间思维日益成为一种与时间思维同等重要的人类认识和研究世界的重要方式。

国际学术界发生的空间转向与中国本土城镇化实践相结合，直接导致了中国空间政治学的产生。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急速扩展，以及急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增长、空间区隔和空间治理现象，引起了政治学者的关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界仅从国际学术界引进空间理论的局面，空间政治学作为空间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开始发生从仅引进国际理论到对中国现实实践的关注和研究的转型。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飞速提升，学术界开始借助从国际引进的空间理论，日益注重研究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实践及其他空间实践，并且逐渐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建构具有理论解释力和一般化适用性的中国本土化的空间政治学。中国的空间政治学领域发生了从“被动空间转向化”到以我为主的“主动空间转向化”的重要转型。[165]从此，空间政治学在中国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壮大。

（二）空间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从空间政治学被引介到中国至今，它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也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一般来讲，空间政治学最初被引介到中国是在21世纪初，其发展历程远远短于政治学领域其他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空间政治学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逐步壮大，是国际空间转向思潮影响和中国城镇化实践双重作用的共同结果。概而言之，空间政治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类似，即经历了一个从译介引入到理论研究再逐步到实证研究的渐进过程。

中国大陆对于国外空间政治学理论和著作的译介工作起步于21世纪初。直到2001年，包亚明编译了《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166]前者辟出专题译介福柯的空间与权力，翻译了福氏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和雷比诺的《权力的空间化》《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与中国台湾学者夏铸九做的工作相同，只不过其对福柯的权力空间化及其研究作品的译介，比夏氏晚了十几年之久。包氏辟出专题译介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对列氏的《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论都市形式》等进行了翻译。这是大陆学界较早地对于空间政治学理论和学者的译介之作。

大陆学界对空间政治学译介和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在包氏之后，陆续有学者对涉及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和著作进行了译介工作。李春于2008年对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进行了完整译介并出版，后于2015年再版。大卫·哈维的《资本的空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希望的空间》《环宇主义与自由地理》，苏贾（Edward W.Soja）的空间研究“四部曲”:《第三空间》《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大都市》《寻求空间正义》，多琳马西的《保卫空间》，戈特迪纳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以及《消费空间》《工作空间》等都被陆续译介到华文学术界，使广大学者能够较容易地了解和研究空间政治学的重要理论。

在对国外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和著作进行译介的稍后时期，也就是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空间政治学理论和著作的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政治学的理论理解、阐释和研究方面，尤其注重对列斐伏尔、大卫·哈维、苏贾等的空间政治学理论的研究。例如付清松的《空间生产、空间批判、空间权利：析列斐弗尔空间政治学的基本架构》，吴宁的《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政治学反思》，张笑夷的《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孙全胜的《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刘丽的《大卫·哈维的思想原像：空间批判与地理学想象》，以及中国台湾学者邹崇铭的《流动、掠夺与抗争：大卫·哈维对资本主义的蒂利批判》等。

空间政治学在不断推进译介工作和规范性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以质性研究为主的基于本土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兴起并逐步壮大。陈映芳的《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郭奇正的《泡沫化了的新国族召唤：大上海计划与1927—1937年间上海的都市政治》、魏枢的《“大上海计划”启示录：近代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规划变迁与空间演进》、杨宇振的《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等，都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代表。



二 空间政治学的研究议题


空间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近20年来，它关注的研究议题大概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空间与权力研究

空间与权力，是空间政治学的最直接的研究议题。空间政治学认为空间与权力相互交织，空间不仅充满权力，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这决定了空间天然就是政治的。一方面，空间的政治性是因为它是权力的容器；空间不仅是身体的延伸与自我认同的象征，同时，空间充满了权力和利益关系，并且空间生产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就是权力，具备了天然的政治性。[167]另一方面，权力反过来作用于空间，使其具有政治性；权力可以根据自身的意志，对空间进行改造、隔离和规划，这使空间从一般的物质空间变成特定的有边界的空间。[168]

从福柯的角度，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是空间政治学比较重要的关注点。研究者一般认为福柯较早地涉及对空间问题的政治学研究，并提出空间思维先于时间思维的论点，认为空间的纪元已经来临。对空间进行分割的“高墙”及其形成的禁闭性空间，已经成为权力要素渗透空间的重要性形式。在现代社会，空间在任何权力运作中都极其重要，权力以各种形式对空间进行隔离、划分和分配，我们以日常经验所能触及的规训机构便是最为典型的体现，圆形监狱是空间与权力的极致范例，权力是影响空间型构的“幕后主使”。[169]

进而言之，空间内嵌于政治过程。空间是利益相关者围绕权力开展斗争的场域，而且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构成的权力关系决定了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反过来，这种特定空间，不仅承载、见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