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刘雪莲　朱瑞

【内容摘要】?0?2?0?2随着美国对华全面竞争延伸到海洋规则和秩序层面，其渲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成为东亚海洋秩序场域突出的矛盾点。“基于规则的秩序”在现实的政策行为中表现为美国在东亚海洋秩序中的所谓规则化措施。美国海洋霸权的特性使其以全球规则体系为依托，这使得美国为护持霸权仍需依赖国际规则网络。在“印太战略”出笼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工具效应增强，对东亚海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区域内外大国竞争、区域内国家外交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应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明确“规则秩序”与国际法的本质区别，提升在规则制定中的软实力，对未来东亚海洋秩序予以方向性引导，与东亚其他国家一起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东亚海洋秩序贡献力量。

【关键词】?0?2?0?2“基于规则的秩序” ?0?2东亚 ?0?2海洋秩序 ?0?2美国海洋霸权

【作者简介】?0?2?0?2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长春 ?0?2邮编：130012）；朱瑞，吉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 ?0?2邮编：130012）

【中图分类号】?0?2D871.22 ?0?2?0?2?0?2?0?2?0?2?0?2?0?2?0?2?0?2?0?2?0?2【文献标识码】?0?2A

【文章编号】?0?21006-1568-（2023）04-0081-21

【DOI编号】?0?210.13851/jki.gjzw.202304005

“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高频词汇，尤其频繁见于中国周边围绕东亚海洋秩序的交锋中。从国际政治现实看，美国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话语表达，并将其作为施压中国的主要着力点和对华战略的重要议题，试图将中国定义为“规则破坏者”与“秩序挑战者”。拜登上任伊始，美国官方就在外交场合频繁声称“美国对华目标是支持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体系，以应对中国经济胁迫行为及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0?2其话语和行动的攻势与美国对华竞争升级交织显现，已成为秩序场域内的突出矛盾点。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海洋因素被突出和放大，特朗普政府将中美“全面竞争”观念推行到海洋政策上，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则联合盟友进一步强化在中国周边海洋领域的机制化存在。在美国的强势话语塑造下，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大多采取与美国相似的政策叙事，对美国的惯用外交话语持较大程度的追随态度，甚至将“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概念置于宣言性战略政策的核心位置。而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并没有减弱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东亚海洋区域的动作，它们仍然将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而加以遏制。

从国内学术界的既有研究来看，对于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研究有若干方面明确的观点。一是美国所主张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与以国际法为核心的秩序不同，其“规则”背后维护的是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是“非中性”的，缺乏普遍的规范性。?0?2二是认为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只是一个话语工具，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同时以此遏制中国。?0?2三是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研究中，既有成果将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更多放在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问题中加以叙述，主要侧重于秩序的建构。?0?2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主观批驳为主，缺少在美国一些官方文献分析基础上的客观批判；在将美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与东亚海洋秩序相联系的研究中，对事实描述多，对背后逻辑动因的分析则相对不足。

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在研究上有所深入。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以弥补既有成果单纯批判的不足。其次，将对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研究置于东亚海洋秩序视域内，思考东亚海洋秩序“规则化”问题何以凸显，探讨美国频繁渲染“基于规则的秩序”背后的隐含逻辑。最后，本文将提出中国的相应主张。

一、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规则概念由来已久。但当“基于规则的秩序”成为一个专有词汇被广泛传播时，作为秩序基础的规则就成为一个相当宽泛和缺乏清晰定义的复杂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正如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所说，“基于规则的秩序”是一个“罗生门术语”（Rashomon Term）；它作为外交工具的价值在于模糊性，具体含义取决于使用者的观点；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在就同样的事情进行沟通，但实际上我们通常只使用了相同的词语。?0?2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包含的“模糊性”为概念建构中的权力竞争和话语策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基于规则的秩序”最初出现在美国官方话语中，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取得“胜利”，“基于规则的秩序”被刻意隐去“自由主义”的西方色彩，成为其国际秩序全球拓展的外衣。而当前“基于规则的秩序”话语的频繁出现，则多与“自由”（liberal）一起被强调。这是美国制度性权力的延续，也是美国不可能放弃和改变的做法。但从具体语境来看，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关于国际秩序的重要叙事话语，同样需要放在新的现实背景中进行内涵解构。在东亚海洋领域，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话语可以其官方文本为分析依据，从针对性目标、价值观集群、集体行动机制等方面进行内涵解读。

（一）针对性目标

?“基于规则的秩序”出现于美国官方文件时，往往以对挑战和威胁的识别和应对为导向，建构一种追求特定结果的互动关系模式。基欧汉（Robert?0?2O.?0?2Keohane）提出，规则涉及特殊的人为安排，规定了行为体的角色、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并塑造行为体的预期。?0?2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实用主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针对性功能也伴随地缘政治经济动向而调适演变，从而满足秩序建构在特定地区的特定需要。美国经常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就“基于规则的秩序”进行讨论，以维持美国霸权下国际主要力量之间的均势结构。针对中国的稳步崛起，美国立足于在海洋方向制衡中国力量上升的目标，渲染地区或者全球层面面临更长期的挑战。在确定“基于规则的秩序”所面对的威胁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公开指责中国在军事方面试图威胁航行自由，使南海地区军事化，在非军事方面采取技术、经济和信息等手段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从所指的对象看，“基于规则的秩序”在使用中具有政治属性，其内容和意义是人为塑造的，尤其体现在适用场域及其对秩序“挑战国”的针对性上。当前主要在“印太”空间中指向中国，在欧洲则指向俄罗斯。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更确认了对中国地位的独特界定，即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0?2澳大利亚学者丽贝卡·斯特拉汀（Rebecca Strating）提出，在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视中国为海洋安全和经济秩序主要挑战者的国家看来，“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词提供了一种谈论中国的方式，以及中国作为“修正主义”大国所构成的威胁，而不直接谈论中国。

（二）价值观集群

“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战略叙事能够在西方国家快速普及，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身份话语。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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