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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女管家回道，好似此事是命中注定一般，“我得說，他從來就不是什麼身體健壯的人。他可真不該去旅行。他去了馬德拉群島，然後就死在了那裡。”

就這樣，我想追查的四名目擊者中，又斷了一條線索。

“會不會是保姆的疏忽導緻夫人去世的呢？”我說道，想借此打開另一條查案的路徑。

“我的天啊！”這位老管家說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了，完全無法預料。何況我可憐的夫人生産後沒多久就過世了，好幾個小時之後才派了人去請保姆。保姆來後唯一能幫的也隻有夫人的小姑子夏德裡小姐了。夫人受苦時，夏德裡小姐一直陪着她。夏德裡小姐自己也心痛不已，險些就随夫人去了。自那之後，她就對我們的小小姐視如己出。”

也就是說，在我假定的這四名目擊者中，隻有一名親身經曆了夫人産子的事并且還健在。隻有她能幫我揭開這個秘密，而她也是整個騙局中唯一的罪魁——她就是已故夫人的小姑子，也是那位自以為身為人父的先生的妹妹。現在我認為，這位先生很可能與納撒尼爾·雪利爵士一樣是被蒙在鼓裡的。他直到夫人過世的兩天後才回到家中，也就是說，他所謂的孩子也“出生”了至少兩天。而這孩子現在成了這一大筆财産的繼承人。

在那母女二人徘徊生死之際，這位父親并不在家中。

那時，保姆也還沒找來。

夫人的醫生也死了。

線索隻剩下這位小姑子了。我該如何對付她呢？她隻有保持沉默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她會滿心戒備，我在她身上很可能一無所獲。

我成功破案的機會仿佛越發地渺茫起來。

但我并沒有失去希望。

等到天色已晚，我便離了宅邸出來過夜。這天晚上我去了厄爾金斯醫生住過的房子，地址是從女管家那裡問來的。我發現房子裡住的還是一位醫生。這位醫生來此地的時間尚短，他是在厄爾金斯醫生決定離開英國之前，從他手裡買下了他的生意。

要打聽厄爾金斯醫生是否有助手，以及助手的去向，這就跟小孩子過家家一樣容易。

然而厄爾金斯醫生沒有助手。

給我提供這條消息的是醫生的女管家，我向她表達了謝意後轉身就要走。馬上我就為自己的疏漏而羞愧不已——因為這時女管家又說道：

“醫生帶過一名徒弟。”

“那麼他在哪裡呢？”我問道。

“老天啊，我又怎麼會知道！估計是在倫敦市裡的某家醫院裡吧，應該是。我聽到他說過，要去一家醫院，當個‘蓋伊人’什麼的。”

這一番話給了我勇氣，因為對付學醫的學生我還是有些經驗的。我曾辦過一件案子，最終抓住的犯人就是個醫學生。當這個年輕人說他要做“蓋伊人”時，我知道他是要去倫敦塔橋上的蓋伊醫院做學生。

“他叫什麼名字？”我問道。

“老天啊！真希望他沒惹上什麼麻煩——他跟我們一起時，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跳舞。他癡迷于此道。”

“不，他沒惹上麻煩。我是想問他一個問題。”

“謝天謝地！”這位老婦人說道，“他的名字是喬治·葛芬思，是個頭發紅似火的年輕人。他想盡了辦法讓發色不要這麼紅，然而不論他做什麼，頭發都隻會越發鮮豔。”

我對老婦人說會再來拜訪（我再也沒有去過），之後便離開了。

當晚我便給雪利莊園（這是夏德裡先生家宅邸的官稱）的女管家遞了消息，說我轉天沒法過去了。等第二天朝陽升起時，我已身在倫敦。

我很快就趕到了蓋伊醫院。看到醫院大樓還不到一刻鐘，我就打聽到有一位喬治·葛芬思先生在那裡上學。醫院的門房一臉歡喜地給了我他的私人住址。

九點半，我到了他的住處，走進了走廊。我聽到遠處傳來一聲茶匙撞擊茶杯或茶碟的脆響，于是猜想葛芬思先生應該是在用早餐。

等女房東對他說有位女士想要見他時，茶匙的聲音便停住了。

我這一雙耳朵的靈敏度遠超常人——我相信人類感官的敏銳度是沒有極限的——我聽到葛芬思先生說：

“你就不知道說我沒在家嗎！”

然後他吼道：“是你嗎，瑪蒂爾達？”

“不是，”我說道，“我不是瑪蒂爾達。”

“呵！”他歎了口氣（他如釋重負的語氣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呵！”他來到門前，“那你又是誰，女士？”

這一見面就更出乎我的意料了。可以這樣說，在這位被牽涉其中的男士見到我的那一刻起，他渾身就散發着一股疏遠的氣息，一副完全不想結識我的樣子。

等我表明自己是因公事上門時，他的反感情緒就明顯了。

他一副浪蕩公子的模樣，我總覺得他一年裡就過完了别人三年的時光。

然而他邀請我進了他的會客室——這可是我見過最破落可悲的房間了。等他的房東一陣風似的退出房間後，他張口便問我“想要怎樣”，語氣生硬毫不客氣。他在“我”和“想”之間還用了一個情感非常強烈的詞，我還是不要寫明得好。

“你曾是厄爾金斯醫生的學生是嗎？”

“哦，是的。”他回答，氣氛略有緩和。

“1858年的時候你還是他的學生？”

“1858年時還是。”

現在他已經克服了對我明顯的恐懼心理，我感覺他開始懷疑我了。

“我隻想知道你是否還記得，在那年的7月，在雪利莊園有個孩子出生的事。”

“什麼，夏德裡夫人的孩子嗎？哦，是的，我還特别記住了這事。你問我這件事到底想怎樣？”

“我隻是想找出某件事發生的日期，這是我個人的私事。隻要我知道夏德裡先生女兒的生日，就能知道這件事的具體日期了。”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葛芬思先生說道，“這件事奇怪得很，你絕對聞所未聞。請坐，夫人。我要繼續吃早餐了，請您諒解。我十點鐘還得去上課。”

我坐下了。滿足我的“蒙騙對象”的要求是身為偵探的第一課，第二課則是在對象表達友善之意時要欣然接受。要想讓人開口說話，就與他一同進餐，再沒有比這更快的法子了。

“你要來一杯茶嗎？”他問道。

我立即就喝了茶。

“上帝保佑，”他說道，“那天的事我記得太清楚了——那是7月15日——因為我清楚地記得傳票上寫了這麼一句話：‘在1858年7月14日，你預謀并故意犯下某某罪行等。’看到沒，我的話站得住腳。那天是我老闆家老女管家的生日，我答應要給她一個驚喜。于是我就送了她一大捆爆竹，一次性在她窗外放了個幹淨。那時警察正好路過——所以我才收到了傳票——我不得不上繳了五先令的罰款和十三先令的訴訟費，所以這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我現在還有那張傳票。我記得正是因為老闆去了雪利莊園，我才有機會點了那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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