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噩夢

哈爾斯托克上校   書

那天晚上，我又和盧思頓通了電話。我想到第二天報紙出版後，他會被記者圍堵，而我不想讓記者認為維特科姆被逮捕了，因為我越想越覺得給他定罪連案件一半的問題都不能解釋，可能還會引發新的難題。

我把奧斯蒙德爵士給修改版遺囑做的筆記跟盧思頓說了，還告訴他說最後一個名字并不是維特科姆。至于手套的線索，如果盧思頓隻看表面現象，那就必須承認徹底搜查手套的警察辦事特别不利索，特别是搜查藏書室附近房間的。難道手套不是更有可能被事後放在那裡的嗎？我想強調的第三點是，整體看來，事實表明兇手事先精心策劃過。如果是維特科姆策劃的，他拿着彩炮兩次進入大廳，在作案時把那麼多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這個做法能行得通嗎？他本來可以很簡單地在出去之前把彩炮（如果必須用來蓋過槍聲的話）分給大家，再神不知鬼不覺地通過餐廳和藏書室返回書房。假設這些都是他真實的所作所為（我表示懷疑），那麼他的行動更像是被人愚弄了。

這些話盧思頓都聽到了，但電話線路還是很糟糕，我基本聽不清他說的關于指紋的事，好在這件事現在已經解決了。我讓他明早帶幾個信得過的人來法萊克斯米爾，把房子徹底搜查一遍。另外，我覺得還不能讓家裡的人自由活動，必須由兩位老到的警官晚上在房子值班。

那天晚上，我重新整理了這個謎團的碎片，試圖拼出一幅完整的圖像。我相信大衛·埃文施特爵士應該在裡面占有一席之地，對于他隻是作為局外人偶然進入房間發現屍體這個想法我并不滿意。按理說，打開的窗戶跟這個案發時分出去透氣的人之間肯定有什麼聯系。還有迪迪警覺的狀态，要是她在書房發現了什麼丈夫曾經去過的證據，那就自然能說得通了。

我又想到了餐廳和藏書室之間那道被封住的門，門平時是鎖着的，但在聖誕節被打開了，好讓仆人從那裡進入藏書室看聖誕樹。隻有事先熟悉聖誕樹計劃的人才知道那扇門會被打開作為此用。如果不知道有這扇門，那書房窗戶似乎是唯一一個能進出藏書室而不被大廳的人發現的途徑。可我們已經消除了有人能不被奧斯蒙德爵士發現或不經過他允許就爬進窗戶的可能。不論從什麼角度看這個問題，我都無法想象奧斯蒙德爵士會泰然自若地允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大衛爵士爬進書房窗戶。

我把大衛爵士這塊奇形怪狀的拼圖放在一邊，開始思考卡羅爾這塊。卡羅爾和維特科姆都沒有提到在過道碰到了對方，直到維特科姆被施加壓力給出不在場證明，還有在那種情境下卡羅爾的遲疑，直到維特科姆說情況很危急她才說了出來，這個事很古怪。我不禁想到她也有意在過道裡靠近槍械室的地方等着見他——真是個可怕的想法！她能從修改後的遺囑中獲得巨大的收益，那筆錢對她來說比奧斯蒙德爵士任何一個子女都重要。它意味着繼續她一心向往的事業，不僅如此，有了這份獨立的經濟支持，她無疑能夠在這份事業上鞏固自己的地位。我認為金錢本身對卡羅爾來說并沒有多大意義，可金錢此刻能為她買到的東西意義重大。

這些信息引出的結論令我震驚，卡羅爾很小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維特科姆說不定已經從奧斯蒙德爵士那裡拿到了遺囑修改版的筆迹，認定新遺囑已經執行；他或許已經把這個事告訴了卡羅爾，她按照約定，在他離開大廳後見面，然後當他拿着彩炮聲東擊西時，她偷偷穿過餐廳和藏書室來到書房開了槍。可手套又該怎麼解釋呢？若要審慎而不帶感情地評價卡羅爾，我能在她身上看到一絲冷酷，和一份堅持不懈定要達到自身目的的決心。她或許有能耐開槍，可她是不是能想出一個把嫌疑指向維特科姆的計劃——以她的聰明才智應該能想出來。她又會不會卑鄙到為了加重維特科姆的嫌疑，故意把他的一隻手套丢在兇手的行動路線上？

維特科姆為何在大搖大擺地進入大廳分發彩炮後，又否認跟彩炮有任何關聯？雖然不是很合理，但有一種可能性可以解釋這一點。他會不會沒有意識到計劃實行之後他會顯得多可疑？或許在拉響彩炮之後，他原本計劃從後面的門離開大廳的；或許他心血來潮進了藏書室，想确認卡羅爾完成了她的那一步。我想起了他說的那句令人好奇的話，“确認奧斯蒙德爵士已經死了”。他可能懷疑卡羅爾是不是真有這個膽量，能如此殘忍地對着祖父的腦袋開槍。想到所有這些，他可能在被問訊的時候忽然意識到，他拿着彩炮第二次進入大廳（特别是走錯路從藏書室離開的話）會讓他特别可疑，于是決定否認去了第二次。我無法想象他要怎麼能讓人相信自己，但是，對了——我想到了。他在今早被盧思頓問話前跟卡羅爾聊過了，說服她在必要時同意承認在過道裡見過他，并說明他不可能在大廳裡分發彩炮，因為她在跟他聊天的時候聽到彩炮的響聲。

我把這個理論想了一遍又一遍。沒有人證明在那個關鍵時刻看到卡羅爾在大廳。實際上，對于那個下午她去了什麼地方，她的解釋含糊得令人失望。不論是維特科姆從大廳進入藏書室，還是當他忽然發現自己還收着奧斯蒙德爵士的紙條時，意識到一旦被捕這會是一個有力的證據，所以大費周章地想銷毀，兩個做法都一樣愚蠢，而他現在開始意識到，其中暗藏着危機。

雖然很不情願，我還是不得不承認還有一條信息指向了卡羅爾。肯尼斯不喜歡我問他為什麼卡羅爾不在寫“作業”的人之列。如果他和這家人的關系比我還要親近，覺察到她内心的不安或者甚至發現了對她不利的證據，那麼讓她寫下事情經過就毫無用處，或避免用這種方法讓她犯錯。如果他沒有拿到針對她的确鑿證據，就什麼都不會跟我說，期盼進一步的證據說不定能把案子指到其他方向。

整個案子似乎明晰得讓人害怕。這個設計精巧的計劃在執行過程中加入了些許笨拙，給了警察辦案的機會。

晚上我睡得很不好，夢到了卡羅爾；她拿着一把冒着青煙的手槍，又沖我開了一槍，然後轉過身，跑過法萊克斯米爾的大廳，出了前門，穿過翡翠綠的草坡，鎮定自若地在池水上方的跳水闆底部站了一會兒——此刻她穿着一件亮藍色的泳衣，就是我去年夏天見她穿的那件——她可怕地尖叫一聲，跳進池塘，激起的漣漪打破了如鏡面般光亮的水面，一圈圈蕩漾開來，拍打着池邊，漫過草坡，洶湧地沖刷過我站在石子路上的雙腳。

奧斯蒙德爵士從書房窗戶爬出，向我走了過來，頭上還有個黑洞，遞過來一個彩炮。

“快拉！快拉！”他像個瘋子一樣叫喊，“它會蓋過槍聲！會蓋過槍聲！會蓋過！”

然後卡羅爾又出現了，在我德威布魯克斯家中的花園裡，戴着一副男士皮手套，指着從我的網球場拔地而起的一棟宏偉大廈，樣子很像布裡斯托大學，但磚牆是亮粉色的。

“那是我設計的！”她自豪地說。看着她的面容，已經變得可怖；雖然是卡羅爾的臉，神情卻十分殘忍、貪婪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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