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活躍于黃金時代的偵探小說家中，梅維斯·多裡爾·海無疑是最默默無聞的一位了。她在20世紀30年代隻出版了三部小說，但這些作品都是涉及後來廣為大衆讀者所熟悉的主題，而且題材寬泛，從以城市為背景的《地鐵疑案》到校園死亡事件，再到經典的鄉村疑案，不拘一格。

到目前為止，提及這位作者生平的文章少之又少。1894年，梅維斯出生于米德爾塞克斯郡的波特斯巴。海家屬于中産階級家庭，其父在一家保險公司擔任秘書，在埃平的家中，他們專門為孩子聘請了一名家庭教師，還雇用了一位廚師和若幹女仆。梅維斯的兩個兄弟後來在馬來亞殖民地政府就職，為大英帝國效力。然而海家族的祖上其實并不顯赫，她祖父是什羅普郡的一個普通鞋匠；她那位綽号“旱鴨子”的曾祖父是一名蘇格蘭水手，在拿破侖戰争期間進入海軍服役（後來，梅維斯還為他編撰了回憶錄）。

或許正是受到了祖先的影響，梅維斯·多裡爾·海迷上了鄉村工藝品。20世紀20年代，她與海倫·伊麗莎白·菲茨蘭多夫合著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鄉村工藝品》系列叢書。這一興趣不僅成為她的終身愛好，還促成了一段良緣。1929年，35歲的梅維斯嫁給了海倫的哥哥阿奇博爾德·孟席斯·菲茨蘭多夫，菲茨蘭多夫家家道殷實，他的父親是位加拿大銀行家兼木材廠老闆。

當阿加莎·克裡斯蒂和多蘿西·L．塞耶斯這些與她同時代的作家已經大紅大紫的時候，梅維斯才開始創作偵探小說。從梅維斯1934年出版的處女作便可看出，她始終秉持着“創作源于生活”的原則。梅維斯與丈夫曾住在倫敦北部的貝爾塞斯巷，那裡距離《地鐵疑案》的案發地點隻有幾百米。在其後續作品中，讀者還能看到她由現實世界虛構出的牛津大學的學院和“豪姆郡”。

近來，P.D．詹姆斯在《旁觀者》雜志上寫道：“黃金時代的偵探小說對暴力兇殺采取了一種‘似是而非’的态度，實際上回避了罪惡。我們并未對受害者産生真正的同情，也不會對殺人犯及遭到誣陷的人有絲毫憐憫。”《地鐵疑案》恰如其分地诠釋了她的這番話——在小說中，那位富有卻令人讨厭的尤菲米娅·彭萊頓女士被人用寵物狗鍊勒死在地鐵站裡的樓梯上。

黃金時代的偵探小說家發現，将受害者形象設定成一個不受歡迎的人有很多好處。這意味着其餘的人物不必花太多時間來哀悼死者，還可以愉快地繼續努力揭開真兇的面具。在《地鐵疑案》中，與彭萊頓女士同住在弗蘭普敦私人酒店的房客自然會對該事件有許多評判。不過，海僅以尤菲米娅的侄子巴澤爾為代表對受害者表達了一些同情之意：“不管你和死者是什麼關系，都不會願意聽到他們被狗鍊勒死這個事實，這讓人心裡很不舒服。”就這樣一筆帶過了對一場兇殘謀殺的評價，而整個故事也由這個離奇的死亡場景展開了。

海在作品中對警察的态度也很有意思。黃金時代偵探小說的讀者群體習慣了當地警察被塑造成鄉巴佬的形象，海也延續了這一傳統，将一名執行監視任務的警察描述為“看着像警察的可疑家夥”。不過在這本小說的整體故事中，似乎有一種改變正悄然發生。在前幾章裡，海着重描述了書中人物以門外漢的角度對案件進行的猜測，而不是記錄他們和警察的談話。凱爾德督察是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存在，他召集人們談話，然後随着門被“砰”的一聲關上，便又從弗蘭普敦酒店消失了。但書頁翻至一半，這位督察突然再次出現，“悄無聲息地靠近”——好似趁作者不備溜進了故事中。雖然他是個聰明且富有同情心的警察，但最終還是依靠業餘偵探們的協助才得以抓獲真兇。

在這群業餘偵探中有個顯要人物，就是那位跟馬普爾小姐的行事風格類似的布蘭德先生，他将謀殺分為兩類，“整潔”和“混亂”。“重要的是細節，”他說，“我突然想起以前在哪兒看到過類似的案件，但不知怎麼的就是想不起來了。”和馬普爾小姐一樣，他從早期經曆的回憶中找到了一條重要線索，喜歡當代連環殺人案題材小說的讀者可能會對此興趣盎然。

盡管這個故事設定的發生地點更接近城郊，但仍屬極具倫敦城市風格的作品。《地鐵疑案》與黃金時代其他偵探小說相比，更注重對時間點與犯罪嫌疑人行蹤之間關聯的刻畫。喜歡鑽研謎案的讀者一定會對這部作品更為滿意，因為海在書中提供了更多細節——貝爾塞斯公園地鐵站的平面圖以及彭萊頓家族的族譜等。

梅維斯·多麗爾·海在創作第二部小說《牛津謎案》時，選擇了不論當年還是現在都能引人注目的主題。不幸的是，她在1936年出版了第三部小說後，其作為偵探小說家的職業生涯也戛然而止。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将爆發，海的家庭也和其他許多家庭一樣分崩離析。也許她在那時發現，偵探小說中那種回避罪惡的方式已經無法讓人從現實的可怕世界中解脫了。

盡管海沒有放棄寫作，但她還是回到了自己心儀的領域——鄉村工藝品上。如果還能看到她的後續作品的話，那一定會很有意思，畢竟梅維斯的小說毫不遜色于那個時期最頂尖的作品。本次大英圖書館能夠再版她的作品，實為讀者之大幸。

斯蒂芬·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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