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斯洛科姆先生的建議

斯洛科姆先生來吃午飯的時候，巴澤爾·彭萊頓正随着收音機裡播放的“午餐音樂”的伴奏，跳着華麗的舞步。前者在門口停住了，臉上露出難以忍受的表情。

“抱歉！”巴澤爾說着關掉收音機，“總得找點事做打發下時間。何況這是BBC放的，我也沒法拒絕不是？”

斯洛科姆先生随手把門關上。“我建議，”他說，“把要緊事留到午飯後再聊。瓦迪洛太太總是進進出出的……當然了，偶爾提到你姑媽的意外很正常。”

瓦迪洛太太端着一盤肉排走了進來。“你得好好吃點東西了，彭萊頓先生，”她勸道。“不好意思，先生，”接着又轉向斯洛科姆先生道，“彭萊頓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早上吃的東西連蚊子都喂不飽，希望你别介意，他平時胃口很好的。”

他們匆匆吃着午飯，很少交談。巴澤爾堅定地對斯洛科姆先生說：“我是真心想向你請教，也願意聽，但有一點不必勸我，那就是讓我跟警察坦白一切。我做不到。所以你得幫我保密。”

這時瓦迪洛太太進來了，斯洛科姆先生正好順水推舟，沒有明确表态願意當同謀。

等瓦迪洛太太默默地收拾好餐具離開，他倆在燒得正旺的爐火兩側坐了下來，斯洛科姆先生拿出一本黑色的小筆記本。

“我說，”巴澤爾有點慌神，“你不是打算寫下來吧？這樣太危險了，而且感覺像警察問話似的。”

“放心，我會謹言慎行的。我隻是覺得，如果我們把每一點都記下并且串聯起來，可能會更加直觀清晰地看到每個細節的相關性和重要性。當然了，這些記錄事後肯定得銷毀。首先，彭萊頓先生，你今早告訴我，你在電話裡對普拉希爾先生說，案發時，你在地鐵上，而且那時正經過貝爾塞斯公園站。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将此稱為公衆故事，容我問一句，你是如何得知謀殺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的天！我又犯了一個低級錯誤嗎？聽着，斯洛科姆，大家都知道我姑媽肯定是在樓梯上與格裡相遇後不久遇害的，那是幾點來着？大概9:20。沒人會覺得她會坐在那兒等着兇手過來。”

“沒錯。我隻是想提醒你，彭萊頓先生，不要根據你那次不幸上樓之旅的所見所聞來闡述任何事，那次探險其實并沒有發生。請不要以為我會縱容任何欺騙警察的意圖。但我不得不說，你的魯莽和搪塞讓你自己陷入了不利境地。一旦警方覺得一個人不誠實，那他們也就不會太相信那人之後的話了。”

“你不必反複強調，斯洛科姆先生。我很清楚我現在的處境有多糟糕。所以我才征求你的意見。可我還能跟警察說什麼呢？哦對了，瓦迪萊托告訴我，警察問了她周五早上我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她說是9:20。我覺得差不多。她在8點鐘給我端來早茶，我一看完尤菲米娅姑媽的信，就沖她喊了一聲趕緊把早飯做好，然後跳下床，沒完沒了地忙活起來。她說我大概是在8:45吃的早飯。”

“如果瓦迪洛太太對于你什麼時候離開這所房子的說法十分肯定的話，倒不失為你的一個有利條件。彭萊頓女士在周五早上9點離開弗蘭普敦。她和牙醫克拉姆比先生約好10點去卡姆登鎮。應她的要求，是我打電話過去預約的。她離開弗蘭普敦的時間，有幾位房客都能證明，包括我。”

斯洛科姆先生一絲不苟地在他的小筆記本上記下了這些時間。

“現在我們來重新梳理下事件，”他繼續說道，“有些地方，我們可能會被假設迷惑。今早我在報紙上看到貝爾塞斯公園站有一位職工在周五的時候，注意到了朝樓梯走去的彭萊頓女士，他覺得大概是9:15。下一個見到還活着的她的人是普拉希爾，如果他說的都是真的……”

“不過當然了——我是說，格裡他……”

“我們在梳理事實經過，不要帶私人感情，”斯洛科姆先生冷冷地指出，“普拉希爾先生說，他在樓梯上從彭萊頓女士身邊經過的時候，離9:15又過了幾分鐘，和他平時上班到貝爾塞斯公園站的時候差不多。他不太清楚确切的時間，但他是在9:20之前到達樓梯口的。他在那兒停了一會兒，和在過道裡遇上的鮑勃·瑟洛聊了幾句。”

“我聽格裡說，鮑勃手上提了一個桶子。但他說沒什麼——我的意思是，瑟洛的出現沒什麼可疑的地方。”

“我猜你也看不出來普拉希爾先生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吧？”

“不能這麼說，不過他可能在另一側的通道。”巴澤爾指出。

“沒錯。但有必要把每一點都說清楚。按照官方的說法，直到下午才有人看見彭萊頓女士，不管她是死是活。但她應該是在碰見普拉希爾先生之後的10分鐘内死的。你應該聽說了他們是怎麼發現屍體的？”

“格裡和貝麗爾跟我說過一些，但描述得很混亂，我聽得不是很明白。”

“我從畢麗斯太太那裡了解到的是，彭萊頓女士說她會和往常一樣回來吃午飯，最後卻沒有露面，讓那位好心的女士十分着急。畢麗斯太太給克拉姆比先生打了電話，得知彭萊頓女士并未赴約。然後畢麗斯太太給你打了電話——也就是說，她拿到了這裡的号碼——瓦迪洛太太告訴她，你出去了，你的姑媽也沒有在這裡。畢麗斯太太急忙趕到貝爾塞斯公園站打聽。沒人見過彭萊頓女士，那個後來說看到她的人當時肯定已經下班了，于是畢麗斯太太報了警。警察在知道你姑媽有走樓梯的習慣後，就去查看了樓梯，結果你已經知道了。”

“鮑勃·瑟洛怎麼扯進來的？哦我想起來了，我姑媽在紙上寫了他的名字，帶在身上。”

斯洛科姆先生把胸針的事講了一遍，這是他從畢麗斯太太那兒聽來的。

“不覺得這件事很奇怪嗎？”巴澤爾說，“我的意思是，尤菲米娅姑媽為什麼要把他的名字寫在信封之類的東西上？又為何要随身攜帶？”

“我看不出來有什麼好奇怪的，”斯洛科姆先生厲聲道，“你肯定知道你姑媽有個習慣，喜歡把東西藏在特别的地方，而在找到她中意的地方之前，她總會把那些東西擱在她那個大号手提包裡随身攜帶。她是個特别細緻的人，所以把胸針包起來，在上面寫下鮑勃·瑟洛的名字這事兒，再正常不過了。”

“可是你看，信封并非在她的包裡，而是口袋裡！”巴澤爾說，“我在報紙上看到的。”

“這有什麼意義嗎？”斯洛科姆先生哼了一聲。

“是你說的‘手提包’，”巴澤爾生氣地說，“我是遵照你的指示，力求準确。可她打算怎麼處理胸針？要麼留給那姑娘，要麼如果她一定要管到底的話，那就應該交給警察了才對。”

“顯然她的行為有些不尋常。你姑媽對年輕的瑟洛很感興趣。或許她一直拿着胸針，直到從他那裡得到某種保證，說他會把胸針還給主人或者交給警察。她帶在身上很可能是為了防止那個叫奈莉的姑娘趁她不在的時候把它找出來。”

“除了最後一點，其餘部分都不太像是我姑媽的作風。她是個冷酷無情的老婦人，我不覺得她會對這個年輕人有什麼興趣，除了想讓他免費幫自己做事。因為之前她雇了一個女孩幫她遛狗。”

“那隻貴賓犬嗎？”斯洛科姆先生問。

“它好像不是貴賓犬，不過不重要。我覺得瑟洛已經完了，可憐的傻子。即便他洗清了謀殺的罪名，地鐵站的工作也肯定保不住了。而且他和一起盜竊案有關聯，這會讓警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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