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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澤爾·彭萊頓将他在周五的種種行為告訴約瑟夫·斯洛科姆的時候,《每日訪談》《晚間快訊》和《周日快訊》的記者們及其同事和競争對手,都在急切地找尋彭萊頓女士一案的兇手的蹤迹。周五那天,他們誰都沒能收集到多少細節,不過在畢麗斯太太出現在視線裡之前,有一個人已經從奈莉那裡得知了一些内情。該記者推測,或許換個時間,畢麗斯太太也不會拒絕透露她自己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因為那時候她正和凱爾德督察說話,不應打擾她。
周六的晨報根本沒有寫清楚周五早上尤菲米娅·彭萊頓女士打算去看牙醫,以及下午屍體才被發現的細節。他們企圖通過描述貝爾塞斯公園站裡升降電梯旁的旋轉式樓梯來轉移讀者的視線,減輕他們的好奇心。他們數了數台階,檢查了靠牆處的狹窄凹槽,尋找可能被警察忽視的線索,但裡面隻塞滿了香煙盒、紙片和煙草屑——一些堆積了數月甚至數年的垃圾——根本不可能找出任何有用的東西。他們注意到樓梯的表面有一層堅硬的物質,腳踩上去會發出聲音,但很微弱,而電梯門的咔嗒聲和乘客匆匆上下地鐵的腳步聲則從下面清楚地飄了上來。
樓梯通向下面的一個短通道,通道又連接了兩個主通道,乘客一下電梯就可以直接走到站台,反之亦然。細心的記者指出,有經驗的地鐵乘客經常使用樓梯底下的這條通道作為捷徑,因此任何人從這裡經過都稀松平常,即便樓梯本身很少有人使用。如果有人站在樓梯的最下面一階,底下的通道便一覽無餘,匆匆而過的人們因為背對着,也不會注意到他。
這一切隻是想表明,任何人都有可能從樓梯底下上來,然後沿着同樣的路線離開,同時不會被人發現。除非格裡·普拉希爾是兇手——似乎沒有人認為他是——但幾乎可以斷定,罪犯先是上了樓梯,走到彭萊頓女士的屍體被發現的地方,勒死她後又下了樓。任何靠近樓梯頂端的人都可能被車站的工作人員發現,他們确信隻有彭萊頓女士和格裡·普拉希爾是在周五早上走樓梯去站台的人。
消息靈通的媒體很快便打聽到了格裡·普拉希爾的相關信息。他與彭萊頓女士的外甥女訂了婚,但大家都認為主要繼承人是巴澤爾·彭萊頓,而不是貝麗爾·桑德斯。他就是個普通的年輕人,是一家股票經紀公司的初級合夥人,沒有理由對老太太怨恨在心。他也不太可能知道彭萊頓女士預約好了牙醫,也沒有道理能預知自己會在樓梯上遇見她。他毫不掩飾地表示自己在周五早上看到她了。沒有迹象表明他有機會從弗蘭普敦拿到那條狗鍊。
據說警察檢查了樓梯扶手上的指紋,結果發現指紋多到令人為難的地步。格裡在那兒留下了記号,鮑勃·瑟洛也留下了記号,但這很容易解釋,因為他在地鐵站工作,時常要走樓梯——不過據大家所知,周五那天不需要。地鐵站的其他工作人員作證,即便鮑勃的指紋出現在了屍體的區域,也是在他平日裡當值時留下的,再正常不過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記者從工作人員處得知,在被屍體覆蓋的台階上發現了一個往上走的腳印。關于這一點很難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警方也不想談論此事,顯然至關重要,而且據推測,這個腳印不屬于任何已知的在那天早上出現在樓梯上的人。但那人究竟是如何在台階上留下一個持久的腳印,而且沒被記者發現的呢。他們謹慎而準确地将其稱為“掌握在警察手中的重要線索”。
想着這個神秘的腳印,記者們着急地四處打聽,想找出或許會指向另一個殺人犯的線索。但他們也沒有忽略鮑勃·瑟洛,他被指控參與了莫頓太太家的盜竊案,因此可能還有更嚴重的指控,隻是得等到證據鍊完整之後才會公之于衆。鮑勃的同事都相信他是無辜的。他們現在知道了他是個小偷,或者至少是小偷的同謀,但他也是個“該死的傻瓜”。他是個好心腸的家夥,以前經常牽着那隻肥狗遛來遛去,讨老太太的歡心。案發當天,他的表現也不像個殺人犯。
殺人犯會有什麼表現?記者們諷刺地反問。他們不就是想裝得像普通人嗎?但鮑勃太單純了,裝不來。如果真是殺人犯,他的行為會很古怪,但那天早上并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每當其他人看到他的時候,他都在安靜而有序地做着日常工作。不過那幾天他是有些心事,他們有注意到,現在知道了是因為胸針。
“你來了,”檢票員對其中一位記者說,“如果他是為了胸針才殺害那位老太太,那為什麼胸針沒有被拿走?”
這當然是疑點之一,但有個聰明的年輕人指出,大家都找錯了人。如果大家覺得鮑勃以為彭萊頓女士會随身帶着胸針,那就太荒唐了。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他在樓梯上偶遇了她,很自然地聊起了胸針,又一次向她請求把胸針還給他,不要交給警察。記者的想象力被激發了。他幻想着将來某一天,鮑勃·瑟洛被判處謀殺罪時,他要寫一篇極具說服力的文章。
“誰知道可怕的周五早晨,在那陰森的樓梯上發生了什麼?不過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年輕人的懇求語氣。老太太堅定地拒絕,固執地堅持自己作為公民的責任——正是這種堅持導緻了她悲慘的結局。我們可以想象出這個年輕人的絕望。”不能說得像在為他辯護似的,記者想,“于是他越想越氣憤,最終演變成盲目的怒意。他的手本能地伸進口袋,裡面放着那條皮革狗鍊,上次他将小狗歸還給毫無戒心的老太太之後偷拿出來的鍊子。”或許是周四晚上他在大廳裡跟老太太說話時偷偷拿走的,或者趁沒人注意時順走的,那時候說不定已經隐約有了報複的念頭——這一點一定要注意。“他摸出狗鍊,往上邁了一步,繞在老太太的脖子上,她年紀大了,無力反抗,微弱而又絕望的呼号很快就沒了聲音,就這樣完了!”
“哎呀,你可真會編!”檢票員說,“但鮑勃·瑟洛可不會那樣。他挺文靜的,不是那種會大發雷霆的人。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那枚胸針的事被曝光。據我們所知,老太太既沒有告訴警察,也沒告訴其他人,他希望她永遠不要說出去。她的死對他沒有好處。”
“他不知道她的死會将整件事公之于衆。他隻知道這樣做可以阻止她報警,卻沒料到她會把胸針放在一個信封裡,信封上還寫了他的名字。他的設想是胸針會被當作她的遺物,這樣就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了。大家都會覺得,老太太有這樣的飾品再正常不過了。”
“大錯特錯,”檢票員說,“我告訴你,鮑勃·瑟洛不是那種人。”
此時《晚間快訊》的一位衣着考究的年輕女記者找到了畢麗斯太太。他們坐在弗蘭普敦的餐廳後面的一個小房間裡,畢麗斯太太将之稱為“聖所”,裡面擺放着維多利亞時代的物件,都是從公共休息區搬過來的,因為要騰出空間,擺放更符合現代人口味的東西,還有更舒适的椅子和沙發。房間裡還亂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是以前的房客丢棄的,現在被畢麗斯太太虔誠地保存着。看到它們,記憶的閥門便自動開啟。
“那是霍斯利上校留下的,”她指着一頭從商場買來的烏木象說,“他閱曆豐富,人也風趣幽默!”畢麗斯太太早就在想,彭萊頓女士的哪件寶貝會留給她,紅木角桌上已經預留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是柚木架子上的鴕鳥蛋,還是那對用水汪汪的眼睛回頭望的瓷器狗……連以後回憶起來的說辭都想好了:“那個東西屬于可憐的尤菲米娅·彭萊頓,她在貝爾塞斯公園站的樓梯上被勒死了。”
“這一幕會一直萦繞在我的腦海裡,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天,”她對這位衣着考究的年輕女人說,顯然是想讓更多人也能感受到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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