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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後的那個星期天上午,老布蘭德很忙。他坐在客廳裡的小桌旁,面前堆着六本又大又破的剪貼簿。
他不斷地為他的剪報設計新的分類系統,但永遠都在還沒有完成前又轉而設計另一種,從而導緻這些珍貴的剪報雜亂無章地組合在一起。其中一些随着時間的流逝已經泛黃,大部分剪報的内容都與犯罪有關。在與人相處時,布蘭德先生和藹而寬容,但在看到犯罪細節時,卻會顯露出一種冷酷,不近人情的喜悅。實際上,他并沒有将它們當作生活的一部分,而僅僅是一種藝術形式,就像許多善良之人同樣也會沉迷于懸疑小說中的“謀殺之謎”一樣。布蘭德先生從不看恐怖小說,他甚至沒有看過黛摩爾夫人那些令人興奮的“心理學”故事,與其他房客不同,他們都不敢忤逆黛摩爾夫人。
布蘭德先生會将他在剪貼簿上記錄的罪案描述為“一起漂亮利落的小謀殺”或者“一起混亂事件”——他為這種混亂感到遺憾,不是因為血腥,而是作案手法笨拙,或者計劃拙劣。他認為彭萊頓女士在地鐵站的樓梯上被勒死一案“幹淨利落”,他不過随口一說,但已經使得畢麗斯太太大為震驚。奇怪的是,像布蘭德先生這種平時不修邊幅的人,竟然會對犯罪行為中的幹淨整潔如此贊賞。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我無法成為好的殺手——我太容易制造混亂了。就好比我會在喝茶的時候抽出那把沾滿血迹的匕首來切蛋糕一樣。”
雖然他在弗蘭普敦住了近十年——在細心的妻子的幫助下,他賣掉“煙草零售和新聞機構”的生意後,似乎積累了一筆可觀的存款——但畢麗斯太太卻不記得有見過他穿新衣服。總是那套深灰色粗花呢套裝,褲子的膝蓋處已經松松垮垮了,上衣的肘部位置卻鼓鼓的。他已故的妻子——弗蘭普敦的房客熟知的稱呼就是他口中的“我的老薩拉”——一定把她所有的空閑時間都花在了為布蘭德先生織領帶上了,因為他似乎有用不完的領帶,用久了已經有些磨損勾線,淩亂地露在大衣外面,就在他茂密的圓胡子下頭。他并非那種會參與裝飾客廳,按照畢麗斯太太所說的“高級格調”打扮酒店的房客,但出于和他妻子的深厚友誼,以及隻要提醒一聲,便會及時支付房租,加上出手闊綽,提升了女仆們的滿意度,她也就一一忍了下來。
“細節決定成敗,一樁罪案的完美與否就在于這些細節,”他這麼說道,“地點和工具的選擇很重要,不能在現場留下亂七八糟的指紋。”他認為彭萊頓那個案子沒有什麼纰漏,對它的興趣也就到此為止了,他并不關心追查兇手的進度,弗蘭普敦其他房客為此有點惱火,因為他既不在意他們提出的猜想,也對警察在做什麼不感興趣。
除了與罪案有關的剪報外,他的剪貼簿中還記錄了許多地方法官和驗屍官的精辟言論。他很喜歡對其他房客灌輸這些老生常談的道德說教,即便這種行為在他人眼中很愚蠢。畢麗斯太太是唯一的支持者。貝蒂偶爾會懷疑,雖然看上去布蘭德先生在說起這些言論時是持贊同态度,但其實暗藏諷刺,比如“女人剪短她們的頭發和裙子,可惜的是,這似乎也剪短了她們的道德”。
對于那些引言,黛摩爾夫人通常都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它們都是錯的”作為回答,對他和他的剪貼簿不屑一顧。因此,他居然把自己在星期天早上的發現告訴她,真叫人吃驚。或許是因為客廳裡隻有他們兩個人。她坐在火爐邊,對面是彭萊頓女士那把舒服得多的扶手椅,而它已經被斯洛科姆先生給占了。在弗蘭普敦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那就是每把椅子都有特定的主人,這一慣例根深蒂固,所以盡管斯洛科姆先生出門散步了,黛摩爾夫人也不敢坐在那裡。她正在為下一本小說起草大綱。
布蘭德先生突然舉起拳頭重重地砸在一本打開的剪貼簿上:“原來在這裡!”他得意地叫道,“我将它們歸為受害者一列——這分類不科學,非常不科學。所幸還是被我找到了,分類也不是一無是處嘛。”
他一邊用手抓了抓自己夾雜着銀絲的紅頭發,一邊又看了一遍剪報。他經常在看書的時候自言自語,黛摩爾夫人根本沒注意到他,隻是不耐煩地撥弄着手裡那串長長的手繪木珠串,發出咔嗒的聲響。但布蘭德先生忍不住想找人分享。他打量了黛摩爾夫人一會兒,然後對她喊道:
“黛摩爾夫人,你應該會對這個感興趣。我知道你瞧不上我的剪貼簿,但我們親眼看見曆史不斷重演——或者說,正在以優雅的姿态重演着。”
黛摩爾夫人有些惱怒地看着他:“有什麼事,布蘭德先生?”她冷冷地問道,仿佛對方是個惹人厭的小孩。
“過去的一件小事重新成為熱點話題。”布蘭德先生在說話時,土氣中又夾雜些許傲慢。
“熱點話題——你是說跟彭萊頓女士被害一案有關嗎?”黛摩爾夫人興緻勃勃地問。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能有所關聯。”布蘭德先生謹慎地告訴她。
“是什麼?我現在沒法起來。”黛摩爾夫人指了指蓋在她腿上的孔雀藍織物上堆着的紙張,上面記錄了角色名單和他們的心理活動速寫。
布蘭德先生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本散亂的剪貼簿遞給她。他坐在沙發邊上,剪貼簿放在他一個膝蓋上,将記錄了重點的那一頁朝她伸過去,用一根沾着煙草的粗短手指指着一處有點髒兮兮的泛黃的剪紙。
“給,這是我最早收集的剪報。從《考文垂全球時報》上剪下來的,得有30年了吧。還是我在那兒做生意的時候了。”
黛摩爾夫人把内容看完了:“我不太明白?”
“重要的是細節,”布蘭德先生指出,“将那隻可憐的狗從你的腦海中趕走,或者把它想象成一個人。這個方法很有趣。一條狗鍊子——注意,是那家夥自己的狗鍊——繞着它的脖子,人從後面緊緊拉着。利落幹淨,連聲音都不會有。狗一定沒戴項圈,要不就是這個年輕人在上班之前給拿下來了。”
黛摩爾太太發起抖來:“令人作嘔!真奇怪,他們說彭萊頓女士就是這麼遇害的,也是被狗鍊給勒死的。布蘭德先生,你認為是兇手看到過或者聽說了這起案子,然後從中得到了啟發嗎?但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除了當地報紙,其他地方不太可能會報道。我想這隻是一次奇怪的巧合。”
“曆史上的謀殺案總是充滿了巧合,”布蘭德先生用一種極具權威性的态度說,“這一小段讓我很感興趣,因為我正在整理‘方法’這一類别,我很高興能把這個案例放在彭萊頓女士事件的旁邊。是畢麗斯太太的一句話提醒了我。剛看到老太太被勒死的報道時,我就覺着以前在哪兒聽說過類似的事情,但不知道怎麼搞的,愣是想不起來。這讓我甚是苦惱,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狗鍊上,而不是在狗本身。你看地方法官說的:‘真正的人性首先表現在對可憐動物的仁慈上’,因為他們在為這個年輕人辯護時極力主張,你瞧,他是一個品行良好,心地善良的人,這麼做隻是出于自衛罷了。就是因為這句話,我才把它剪了下來。我曾引用過這句話,畢麗斯太太就記住了,在老太太遇害的那天晚上,她舊話重提,這才給了我‘動物’的線索,從那以後我一直在找這份剪報,終于讓我給找着了。”
黛摩爾夫人沒太注意聽他在說什麼,眼睛一直盯着那張模糊不清的印刷品,突然被一行字吸引住了。
“你注意到這個名字了嗎?”她緊張地問道。
“這個年輕人的名字?看到了,名字有點古怪對吧?不過這些地方報紙的記者并不十分嚴謹。你知道嗎,黛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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