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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加入中國共産黨
1923年秋冬,劉伯承一直在成都治傷。困擾着他的不僅是身體的創痛,而且更多的是對前途的優慮。劉伯承因傷離開部隊後,讨賊戰事由勝轉敗,先是重慶得而複失,随後成都也遭到敵人的重兵威脅。這一方面是讨賊軍在勝利面前産生驕情心理,領導層各懷私利,隻關心自身勢力的擴大,不想繼續協力作戰。前敵總指揮賴心輝屬四川邊防軍系統,不願看到熊克武第一軍勢力因戰勝而強大,竟在攻占重慶後按兵不動,坐失乘勝進軍的良機。另一方面敵軍重新集結力量,吳佩孚任命劉湘為川康善後督辦,取代袁祖銘統領所有對讨賊軍作戰的軍隊,随即進行了連續的反攻。消息傳來,劉伯承既痛心于讨賊軍的失利和四川形勢的再度逆轉,又不得不認真思考今後的歸宿。
正在這時,吳玉章給他以極大的關懷。吳玉章是老同盟會員,曾參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鬥争,是四川各界很有聲望的人物。他與劉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當時,吳玉章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和恽代英、楊公等人創辦《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熱情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還派人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做宣傳和組織工作,在當地具有較大的影響。
吳玉章深知劉伯承的為人,對他的出衆學識、高尚情操和憂國憂民的精神十分欽佩。對于他的軍事才能,更是格外賞識。吳玉章幾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處,一面探視病情,一面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後來,通過吳玉章的介紹,劉伯承結識了楊公。
楊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學日本。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事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宣傳活動,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争,并留心物色優秀人才,醞釀建立共産黨組織。
這兩位革命者相識以後,交往十分密切。劉伯承曾經回憶說:“1924年我在成都與公同志一起,可以說朝夕不離,論說當時局勢。”這時在吳玉章、楊公二人的影響下,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楊公在接觸中了解到劉伯承十幾年來摸索革命道路始終不渝的精神和救國救民的一片赤忱,以及作為一個革命者的高貴品質和卓越的軍事才能。
1924年1月2日,楊公在日記中寫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軍人中尤其罕見。返川許久,閱人不可謂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1月4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伯承機警過人,并且很勤學的,頭腦也異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遠大志向。得與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們雖說不上深厚的感情來,但我已決意與渠長久交好,因他堪當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個道路。”
劉伯承素以“深思斷行”為格言,為人處事喜歡獨立思考,絕不随波逐流。對于社會上的各種觀點、主義,他都要一一加以認真的思索和研究,決不輕易表示贊同或反對。但是,當他一旦認定了一個目标,他就毅然下定決心,非要走到底不可。他從接觸共産主義思想到接受它,直至加入中國共産黨,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有一次,曾在将校學堂與劉伯承相知,這時已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陳紫輿,熱心勸說劉伯承加入中國共産黨。他嚴肅認真地回答說:十幾年來的生活經驗,使我悟出一條道理,就是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從參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見所聞已經不少了,川軍那裡我是決定不回去了。但是,當今的中國應該向何處去?哪一種主義最合乎中國的國情,還應當深思熟慮才穩妥。如果一見旗幟就拜倒,我覺得太不對了。因為我對于各派都沒有十分的研究,正準備極力深研,将來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楊公在一旁聽後,感慨不已。對劉伯承真誠、坦率的态度肅然起敬。
當天,他在日記中贊歎說:“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誠喲!比起那因情而動、随波而靡的人來,高出萬萬倍。此後拟設法使其從本方向走。若能達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如果說,在1923年末,劉伯承還處于觀察、思索、比較、選擇的階段,甚至于還難于割舍舊的生活;那麼,到了1924年春,在經過反複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後,他已經自覺地、明顯地開始向共産主義接近。
當時,四川讨賊戰争形勢日趨不利,成都危在旦夕。熊克武、但懋辛等人親自出馬,敦促劉伯承帶傷上陣,以挽救戰局。賴心輝托王爾常傳活,說他要請劉伯承擔任師長。劉伯承嚴肅地回答說:“爾常,你我相處這麼多年,難道還不曉得我的志向麼?嶽武穆雲:‘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從軍數年,向來不顧個人性命,家中更無私蓄,遇敵時便可奮不顧身,為的是救國救民。看現在的世道,内憂外患,國将不國;官壓兵擾,民将不民。我沖鋒陷陣十多年,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為了博取虛名和顯示榮耀埃這些當權者總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們了。順利時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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