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東進北上（上）

                                                        
      第一節  “寇能往，我亦能往”

  
      1938年1月15日，陸續下山的經曆三年遊擊戰争的各部隊奉命集中。3月，一、三支隊先後在安徽款縣岩寺集中。4月，二支隊也抵達岩寺。長江以北的四支隊也抵達皖西集中。新四軍所轄共4個支隊，開始休整待命開赴抗日前線。

  
      紅軍遊擊隊3年苦戰，給養裝備早已極度困難。新四軍在江南的數幹部隊裝備十分簡陋，步槍都已陳舊，子彈每人不過幾發。要開赴前線抗日，理應由國民黨政府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關于新四軍的經費、彈藥問題，雖經周恩來出面與國民黨當局多次談判，還是“交涉困難”（1933年1月5日周恩來緻中央電），遲遲不得解決。

  
      鑒于這種情況，陳毅積極主張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敵後去解決。

  
      1938年2月15日毛澤東曾電報指示新四軍的發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發展的地區還在江蘇境内茅山。”茅山位于蘇南敵後。當時的江南敵後由于1937年11月國民黨大軍的倉惶潰退，遺棄有大量槍支彈藥。而日軍兵力不足，尚未能控制廣大農村，是占領抗日陣地、搜集彈藥槍支、并組建遊擊隊、發展抗日力量的好時機。陳毅認為，要及早到敵後去，軍分會開會讨論，同意并委托陳毅組建一支先遣支隊，先入敵後作戰略偵察。

  
      4月28日，以第二支隊副支隊長粟裕為支隊司令員的先遣支隊組建完畢，準備出發。陳毅代表軍分會和新四軍軍部（簡稱軍部）首長給先遣支隊作了動員。他給大家分析了江南的重要性和先遣支隊任務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要靠三條進江南：模範的群衆紀律，廣泛的統一戰線和勝利的戰鬥。随後，他先期趕到南陵，與川軍交涉，為先遣支隊疏通了前進道路，并随軍一直目送他們過了日軍的蕪湖一宣城封鎖線。

  
      正如項英4月29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國民黨當局“以命令強迫”新四軍，“顯然是将我送出到敵區聽其自滅，含有借刀殺人的用意”。他們遲遲不發給經費，不補充槍支彈藥；同時，又在劃給新四軍遊擊活動的地域周圍，派遣和任命了許多牽制武裝。對這些，陳毅當然是洞悉的。而對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國共兩黨在這場戰争中既聯合又鬥争、争奪抗日戰争領導權的微妙關系，他了解和認識得更為透徹。他積極主張挺進敵後，正是為了以打擊日寇的實際行動，來争取江南抗日的領導地位。這是和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疊次電報指示的精神完全一緻的。

  
      5月4日，毛澤東緻電項英，指示向敵後進軍，發動廣泛的遊擊戰。項英乃決定同意陳毅率一支隊立即挺進江南敵後。陳毅率一支隊先由潛口赴南陵，6月1日離開南陵，3日夜通過宣（城）蕪（湖）鐵路封鎖線，抵達蘇南的高淳。6月12日，到達茅山附近的竹簧橋，召開了進入敵後的第一次幹部會議，分析了情況，布置了任務，進一步統一了對進軍蘇南敵占區腹地開展遊擊戰争的認識。6月15日，支隊司令部進駐茅山北的寶撚鎮，立即開始組織殲擊日軍的戰鬥。

  
      在此之前的6月上旬，一支隊與先遣支隊于溧水的劇新橋會師。先遣支隊司令員粟裕向陳毅作了整整5個小時的關于敵後情況的彙報。大家認為，根據淪陷區的黑暗和群衆情緒的低沉，必須盡快地打幾個勝仗，以打擊日軍的驕橫氣焰，以鼓舞民衆的抗戰情緒，以震懾漢好、團結友軍、樹立信心、振奮士氣。6月11日，國民黨第三戰區（簡稱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曾向先遣支隊下達了破壞鎮江一下蜀間鐵道以牽制日軍會攻武漢的命令。陳毅立即從一支隊第二團派出兩個連隊加強先遣支隊，同時，命令二團一、二兩營靠近鎮江下蜀一帶活動，一面策應先遣支隊，一面積極尋機殲敵。

  
      6月17日晨，粟裕率先遣支隊和一支隊的兩個連，完成了破襲鐵道任務後，又于鎮江西南的韋崗伏擊了日軍從鎮江開往南京的車隊，擊毀敵汽車4輛，斃敵13名，傷敵78名，繳獲日軍軍用品4車。這就是新四軍在江南首戰告捷的韋崗處女戰。

  
      誠然，韋崗伏擊戰是一場不大的戰鬥。但在江南這個特殊地區，其影響卻極其廣泛。國民黨幾十萬大軍接連丢了蘇州、杭州、鎮江、蕪湖、南京，半年來，日軍在江南的統治已經得到強化。國民黨雖有數萬之衆的正規軍，還有号稱6萬人槍的忠義救國軍，“恐日脖正在流行，難以與日軍交戰。

  
      那多如牛毛的遊擊武裝，雖然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有的是力不從心，有的專門“遊吃”、“遊劫”，更不敢主動與日軍交鋒。新四軍說到做到，不但真敢打“蘿蔔頭”（江南百姓給日軍的綽号，因其帽頂高聳），而且旗開得勝。

  
      這就使敵、友、民衆及各種社會力量都對新四軍刮目相看。

  
      韋崗的繳獲：日本國旗、日軍軍旗、日軍指揮刀、槍械、大衣、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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