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南下和北上的歲月

                                                        
      第一節困惑與磨難

  
      曆史是曲折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徐向前又遇上了一條之字路。

  
      1935年9月，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軍及紅軍大學部分人員，按照張國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過茫茫草地，返抵毛兒蓋。随後，向松岡、黨壩一帶集結。

  
      徐向前本來就話語不多，如今什麼話都不想說了。回顧三個多月以來與中央紅軍由會合而分開的曲折曆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異常沉重。在穿過草地時，他和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坐在一個山包上休息，隻說了一句話：“我也不懂，紅軍和紅軍鬧個什麼勁！”行進的隊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動活躍的氣氛。誰都說不出南下會怎麼樣。大地被凄風寒雨籠罩着，田野一片迷茫。

  
      張國焘不顧黨中央的警告和朱德總司令的一再勸阻，頑固堅持其分裂主義和南下方針，要把紅四方面軍及五、九軍團拖到川康邊去。為掩人耳目，混淆視聽，他于9月中旬發布了《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誣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北進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說什麼隻有大舉南進，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事實上，張國焘的“進攻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從政治上說，它與黨中央的北上方針相對立，完全脫離了全國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因而隻能使紅軍處于愈來愈孤立的境地；從軍事上說，南下遇到的對手，并不是什麼“川敵殘部”，而是蔣介石追擊紅軍的數十萬大軍；從根據地的條件來說，所選擇的川康邊的少數民族雜居區域，地瘠民窮，人煙稀少，不利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因此，這條“進攻路線”的碰壁和破産，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意識到了南下道路的艱難。他沉默中痛苦地思考着。然而，對于同蔣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紅軍指戰員來說，“進攻”卻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這些來自鄂豫皖和川陝根據地的英雄兒女，一聽說南下是去打蔣介石，不少人又磨拳又擦掌。張國焘正是利用了廣大指戰員對反動派的階級仇恨心理，以售其奸。

  
      10月5日，張國焘在卓木碉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會址在一所喇嘛寺裡。

  
      黃昏後，軍以上負責人陸續來到寺内。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都到了。會議由張國焘主持。他一面慢條斯理地作報告，一面察顔觀色。張國焘的攻擊矛頭主要指向“毛、周、張、博”。他誣蔑中央紅軍是“向北逃跑”，“右傾機會主義”，“分裂紅軍”，大言不慚地以列甯和第二國際決裂、另立第三國際的曆史作類比，為其另立第二中央的反黨行為張目，聲言要“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撤職查辦葉劍英、楊尚昆”。有的人發言慷慨激昂，甚至攻擊黨中央，表态擁護“張主席”的決定。

  
      徐向前表情嚴肅，坐在一個角落裡，一言不發，“吧嗒吧嗒”地猛抽煙。

  
      紛繁複雜的黨内鬥争，使他心裡亂如麻團。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時理不出頭緒來，隻好用沉默來對待這一切。

  
      張國焘“請”朱德和劉伯承發言。劉伯承講了一番革命形勢和加強紅軍團結的話，話裡有話，反對張國焘那一套。朱德總司令語重心長他說：同志們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紅軍是一個整體，是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國和世界都有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内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徐向前對朱德總司令十分敬仰，從南昌起義開始，他就聽說了朱德的大名。在東江、鄂豫皖和川北的年代，徐向前總是把朱德、毛澤東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對朱德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品德，尤為敬佩。他對朱德說的“

  
      天下紅軍是一家“，”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完全同意。盡管會上有人示意要他發言，要他反對中央，他始終沒有發言。

  
      在這次會上，張國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謂“中央政治局”，“決議”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和“下令通緝”他們。張國焘的分裂主義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朱德總司令後來回憶這段曆史的時候說：“那段時間張國焘造反。我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但碰上困難有什麼辦法呢？堅持吧！”“他那幾天想叫下邊互相打架，下邊有人要打架，我反對。我對他說：我們現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們都要命。我威脅他，打架被制止了。”“這時他又搞了個‘中央’，我說：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贊成。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鬥，我們人少，但理直氣壯。我們的辦法是，他搞他的，我們做我們的工作。隻要革命，總會到一塊的。”①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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