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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夏,一個令人義憤填膺的消息燒灼着聶榮臻和晉察冀邊區軍民的心:國民黨反共頑固派以60萬兵力圖謀進攻陝甘甯邊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15日,在花山北面樹林裡召開了邊區“制止内戰,挽救危亡大會”。
會上,聶榮臻面對參加會議的萬名軍民,慷慨陳詞,号召邊區軍民動員起來,為保衛陝甘甯邊區而鬥争。8月1日,聶榮臻又在軍區直屬隊慶祝建軍節的集會上指出:在抗戰即将勝利的前夜,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想獨吞抗戰勝利果實,我們必須“謹防扒手”,絕不能再讓其重演“四・一二”政變故伎。
為了應付敵後鬥争持續緊張和經濟上日益困難的局面, 1943年6月,聶榮臻發布了“關于精減機關及直屬隊的命令”。總的精神是:精簡機關,減少非戰鬥人員,精簡下來的人适合作戰的充實戰鬥連隊,要求達到戰鬥人員占73.79%,非戰鬥人員占26.21%。同時聶榮臻緻電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建議将編餘人員送往延安學習或另行分配工作。毛澤東8月5日緻電聶榮臻,非常贊同他的這一決策,并說:“毫無疑義,你們應實行精簡,在這個政策上遲疑不決,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目前你們應即決心減去三萬,隻留五萬??如果明年更困難,再準備從五萬中減一萬。”同一天,毛澤東又緻電聶榮臻:呂(正操)部六千西移不變,另從北嶽區調四千西移,冀中将來需要時從北嶽區調去。你們要下決心減去三萬人,否則民困軍疲,将來很危險,隻要能保存三萬精兵(包括遊擊隊)就是了不起的成績。中央已決定你來參加七大,望迅作布置早日動身。
毛澤東在電文中提到的“西移”,指的是調晉察冀7個團去晉綏軍區。
晉察冀軍區遵照中央的指示,經過多次精簡,總兵力已由原來的12萬人降至8萬人,現在中央又要求再減去3萬人。至于要聶榮臻到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對他來說,能有機會回一趟延安,見見久違了的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各位中央領導人,當面聆聽他們的指示,自然是一大快事。
“你們給我拿煙袋來。”聶榮臻一高興,就想抽煙。他抽旱煙,他的警衛員則随随便便地當着他的面,從他的抽屜裡拿出紙煙來抽。一位從下面部隊來的領導幹部不解地問聶榮臻:“他們怎麼這樣随便呀?我們在你面前可是不叫坐不敢坐的。”聶榮臻風趣地回答:“我的命都在他們手裡,自己的同志,朝夕相處,應該随便點。”
聶榮臻要走的消息,是嚴格保密的,隻有極少數人知道。知道内情的人,都不免擔心:司令員走了以後,晉察冀軍區的工作怎麼開展?以往反“掃蕩”時,哪怕情況再危急,隻要說一聲“三○一”在,人心就穩住了。長期以來,聶榮臻被人們看作是晉察冀黨政軍的主要領導核心。他走了,留下的領導人自然感到肩頭的擔子重了。
8月12日,中央政治局指示:聶榮臻為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程子華、劉瀾濤為副書記。聶榮臻去延安期間,由程子華代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蕭克代理軍區司令員。夏日炎炎,聶榮臻緊張而又有條不紊地做着臨行前的移交和準備工作。因為蕭克得了急性肺炎,發高燒,起不了床,得把他擡到柿子樹下來,才能開會,所以聶榮臻隻能主要向程子華移交,介紹了軍區全面的情況。在交待工作時,聶榮臻着重講了毛澤東8月12日的電報指示。聶榮臻說:“毛主席在那份電報中批評我們晉察冀,在擁政愛民和推廣‘吳滿有方法’方面工作做得不好。說我們‘軍隊幹部對黨政民的一種驕氣、傲氣必須深刻檢讨,開展自我批評,才能使軍隊與黨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對付敵人。’關于‘吳滿有方法’,毛主席指出,‘就是勞動互助,深耕,多鋤草,多施肥,多開荒’。毛主席的指示很對。所出現的問題,首先我要負責,希望留下的同志注意糾正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把擁政愛民工作持久地開展下去,不宜搞突擊;至于生産方面,我們貫徹時要注意,華北的某些地方不宜開荒,否則水土流失,會帶來新的問題。”在談到幹部問題時,聶榮臻說:“絕大部分幹部都是很好和比較好的。有些幹部有毛病,要抓緊教育。幹部問題是關鍵問題,要抓住不放。”
使聶榮臻憂心如焚的,是蕭克發高燒的病因為沒有特效藥,病情越來越嚴重了。他把分局城工部長劉仁找來,說:“你無論如何,下死命令,也要叫咱們的關系從北平買些退燒的特效藥來!”後來,地下黨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險,從北平搞出了一些特效藥,設法送到了花山,這才挽救了蕭克的生命。
8月27日,聶榮臻告别花山,告别軍區機關和分局、邊區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和呂正操率領的赴陝甘甯邊區的一支部隊一起出發了。與他同赴延安的有邊區新增補的中共“七大”代表:邊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北嶽區黨委的鄭天翔、軍區組織部長王宗槐,張瑞華,還有程世才、劉傑、張曉東、趙漢、王鳳齋等人,此外還有衛生所所長陳連生及3名警衛員。聶榮臻滿以為到延安去開完中共“七大”,不久就會回來的。軍區和分局、邊區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遠送,因為連他們也沒有料到,聶榮臻這一去不是兩個月,而是整整兩年。
決定赴延安以後,作戰科按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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