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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0日至26日,聶榮臻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從此,“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上拉開了帷幕。
出于對毛澤東的信任,聶榮臻在會上對“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但他認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識形态方面的事情,對科技界來說,主要是加強政治學習,進一步改造世界觀的問題。①這顯然離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目的相距甚遠。
當時,聶榮臻擔任着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兼黨組書記、國防科委主任兼黨委書記等職務。自從1956年主動請纓,率領知識分子攀登科技領域裡的“珠穆朗瑪峰”以來,他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科學技術工作上。到1966年的夏天,已經整整10年了。10年來,科技戰線捷報頻傳。許多事實已充分證明,中國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願望已不再是遙遠的神話。
幾天來,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勢頭,預示着一場政治風暴的來臨。聶榮臻考慮到,知識分子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财富,應當盡力保護他們。
1966年6月22日,聶榮臻與有關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關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待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幾個政策界限》的初稿。初稿中指出,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屬于無産階級或資産階級左派、中派,應予團結保護。對科研機構的要害部門要嚴加保衛,如有人搶檔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洩露國家機密、破壞儀器設備等,一律以反革命論處。這個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強烈反對,勉強在少數科研部門試行了一段時間,最終還是夭折了。
6月23日,聶榮臻與李富春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彙報“文化大革命”情況時,又重申了保護知識分于、保護科研設備的觀點。當時,盡管聶榮臻的處境很困難,造反派把大字報貼到了家門口,但他一直惦念和關心着許多科學家的工作和安全。一有機會,就向中央建議,要保護像錢學森、華羅庚等這樣的著名科學家。聽說哪位科學家處境不好時,就趕快向周恩來總理報告,盡量設法加以保護。“文化大革命”進行到批鬥所謂“牛鬼蛇神”的階段時,周建人①給聶榮臻來信說:浙江大學的著名教授陳建功正在遭受批鬥,罪名是莫須有的,請聶帥關心一下,幫助陳教授擺脫厄運。看過信,聶榮臻立即将信批給了當時兼任華東地區負責人的張春橋,要張出面保護。然而得到的答複是:這類事,隻有群衆才能決定,張某人管不了。于是,聶榮臻又寫信給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可他哪裡知道,此時此刻,江華也是困難重重,自身難保。這樣,關于陳教授的命運也就不得而知了。不久,山東大學的造反派組織又來信,說他們的校長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請聶榮臻支持。聶榮臻見信後很生氣,立即回信說:成仿吾參加過長征,在晉察冀邊區敵後艱苦的條件下創辦大學,很有成績,是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不存在反黨問題。就這樣,把造反派的無理要求頂了回去,保護了成仿吾。不過,“文化大革命”的勢頭極其迅猛,從抄家、揪鬥“牛鬼蛇神”、造“資産階級反動① 1969年4月8日,聶榮臻在中共“九大”小組會上的檢讨發言。
①周建人(1888―1984)曾任浙江省副省長,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路線”的反,到組織紅衛兵、大串聯、批鬥老幹部、沖擊國家機關、沖擊軍事單位、發生大規模武鬥等,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大多遭受沖擊。聶榮臻個人的抗争當然無濟于事。後來,連他自己也成了被沖擊的對象。
“八・一”建軍節前兩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科學口萬人大會。當天下午3時,戚本禹在電話中對聶辦秘書說:“今天晚上8點,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科學口萬人大會,動員開展‘文化大革命’,你們要立即組織落實參加會議的人員以及與開會有關的事項。”當秘書問:“此事是報告聶帥征求意見,還是已經決定了?”戚本禹說:“已經報告江青、陳伯達同意,不管聶老總同不同意,會議都得開,你們通知聶老總一下,請他到會就行了。”
這次大會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開到午夜兩點結束。會上公開點了一些領導幹部和科學家的名。造反派按照江青、陳怕達的旨意,在會上叫喊科學口運動很不得力,要加溫。對此,聶榮臻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感,當會議主持人要他講話時,他一言不發。
8月1日至12日,聶榮臻出席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通過了《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在這次會議上,經聶榮臻的努力,把保護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這一意見寫進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這個文件第十二條中明确規定:“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同時,聶榮臻還找當時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鑄,請陶鑄一定設法保護科技事業,保護好知識分子。陶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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