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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朱德、毛澤東預計到國民黨方面的進攻不會放松,立刻着手準備第二次戰争。但蔣介石有了第一次戰争失敗的教訓,在軍事布置上相當審慎。
一九三一年二月,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海陸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部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他們為了實現“三個月内消滅共軍”①的計劃,除參加第一次“圍剿”的兵力外,又向江西增調十多萬軍隊,共有二十萬敵軍雲集在中央蘇區周圍。
四月一日,國民黨軍隊分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孫連仲、朱紹良指揮,構成一條從贛江到福建建甯的八百裡長的弧形陣線,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推進。同時;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
鑒于第一次“圍剿”時因輕率冒進而遭到慘敗的教訓,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由“長驅直人”改為“穩紮穩打,步步為營”。蘇區中央局秘書歐陽欽這年九月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他們在這一大包圍的布置之下行動上是非常穩重的,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特别的防備冒進深入,被我們各個擊破。他們每日進展隻五裡、十裡或甘裡,并且在大隊前進的先一日必用幾營或一團去遊擊一次,偵察詳細後才進,并且到達了一個地方,即馬上建築強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紳組織善後委員會組織民團,這是敵人對第二次戰争的策略與布置。”②二十萬敵軍壓境,形勢十分嚴重。這時,紅一方面軍的人數,比第一次反“圍剿”時還少一些,隻有三萬多人。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怎樣才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打破第二次“圍剿”呢?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意圖,是想從南、西、北三面向東推進,把紅軍推到東海邊,然後一舉加以消滅。
針對對方這一戰略意圖,朱德,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仍采取第一次反“圍剿”時的打法,實行“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找敵方在行進中暴露出來的弱點打,各個擊破。由于國民黨軍隊在這次“圍剿”中投入的兵力比上次大得多,要實現這個任務自然就更為艱巨。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澤東命令部隊由中央蘇區北部邊沿向南轉移到廣昌、石城、甯都、瑞金地區,把國民黨軍隊引人中央蘇區腹地,尋機殲敵。
這時,由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于四月初由上海來到中央蘇區。
中央代表團到達前不久,三月間,由項英主持在甯都的黃陂曾召開過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傳達讨論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反對李立三路線的決議,中央代表團來後,四月十七日在甯都的青塘再次召開中央局會議,作為上次會議的繼續,仍稱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朱德作為中央局成員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傳達讨論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會議決議認為:“在汀州會議以前,四軍前委的路線是一般正确的,是執行中國黨六次大會的正确路線的。”汀州會議後,“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線”。但攻打長沙後,“事實證明立三路線是錯誤的,行不通的,所以總前委即由開始懷疑,進而反對立三路線,轉變到正确的路線上去。這個轉變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羅坊會議。”決議又指責“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③。
但當時最緊迫的是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問題。因此,在中央局擴大會議後,立刻召集了幾次由中央局委員和各軍軍長、政委(有時還有軍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參加的會議。在第一次讨論時,“當時大多數同志以敵人包圍得這樣嚴密及在軍事上敵我力量的對比相差得太遠,我們此時主要的是如何退敵。所以當時的策略是‘分兵退敵’。那時認為我們把兵力分散,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二則目标轉移,可以退敵。當時隻有分兵退敵,才可以鞏固現有蘇區,才可以擴大紅區域,才可以擴大紅軍,才可以解決給養,才可以訓練幹部。”④“項英提出‘牽牛’的方針對付敵人,即紅軍将敵引出革命根據地外打擊敵人。”⑤還有人根據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給各地紅軍的指示信》中所說的“為着保全紅車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抛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⑥那句話,提出必要時可以退出中央蘇區,到四川去建立新蘇區。并且以斯大林曾說過四川是最好的根據地,作為他們主張的依據。
朱德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不贊成“分兵退敵”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蘇區到四川去建立新蘇區的主張。他根據第一次反“圍剿”的經驗,認為雖然國民黨軍隊的兵力比紅軍多好幾倍,但是,隻要實行“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依靠人民群衆,利用對方的弱點,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打破第二次“圍剿”是完全可能的。
過了幾天,蘇區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會議,繼續進行讨論。這次,多數人贊成毛澤東、朱德的意見。認為現在馬上分兵不好,應該先同敵軍打一仗,然後再考慮分兵問題。會議還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留在中央蘇區打。這樣,打還是退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接着,一個新的問題又提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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