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

                                                        
      朱德、周恩來指揮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使中央革命根據地有了新的發展，地跨贛、閩、湘、粵四省，并同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中央紅軍和地方紅軍發展到十餘萬人，加上閩浙贛、湘贛、湘鄂贛、鄂豫皖、川陝、陝甘等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共三十萬人左右。這是中國共産黨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在極端艱難的革命低潮中堅持土地革命戰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軍委決定，以南昌起義的八月一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準這個決定。這年八月一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隆重紀念自己的建軍節。朱德為此寫了《紀念“八一”檢閱紅軍的軍事學術》，指出：英勇的紅軍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在屢次粉碎敵人“圍剿”的戰鬥中鍛煉、壯大，“真正成為蘇維埃鞏固的柱石，起了中國革命運動的組織者的作用”①。他要求紅軍加緊教育訓練，提高軍事技術，準備迎接更嚴酷的鬥争。

  
      這時，中央根據地周圍的局勢确已日見險惡：敵兵壓境，碉堡林立，戰雲密布。

  
      蔣介石在第四次“圍剿”遭到失敗後，立刻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從南京乘軍艦到江西，在南昌、臨川等地召集将領訓話，總結失敗教訓。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由蔣介石親自指揮。他提出第五次“圍剿”的“方略”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使政治與軍事相輔而行”。盡管這年年初以來，日本侵略軍先後攻占山海關和熱河全省，長城一線戰鬥激烈，華北危急，他仍揚言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隻是“皮膚小脖，共産黨和紅軍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②，“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骛遠，侈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甚至強調：“我們總是以清内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③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統統集中于一點，從事剿滅赤匪，才是我們的任務和出路”④。他制定“剿匪臨時施政要綱”十三項，在革命根據地周圍實行保甲制和“連坐法”，加強特務活動，并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在軍事上，改變原來“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作戰方式，代之以在蘇區周圍構築縱橫交錯的碉堡封鎖線，企圖步步為營，處處設碉，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壓縮蘇區根據地，最後尋求同紅軍主力決戰。

  
      為了準備這次大規模“圍剿”，蔣介石在國内大量發行公債，籌措戰争經費，還向英、美、意、日等國借款，購買飛機、大炮和軍火，并在廬山舉辦三期“軍官訓練團”，聘請賽克特為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和美國、意大利的軍事教官，教授堡壘戰、山地戰和搜索戰等新戰法。蔣介石還對上前線的軍官賜贈短劍，勉勵他們“不成功，則成仁”。

  
      在經過充分準備後，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蔣介石以一百萬大軍、二百架飛機，開始第五次“圍剿”。其中，以五十萬兵力：分北、南、東，西四路，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由北路軍擔任主攻，以顧祝同為總司令，蔣鼎文為前敵總指揮，轄三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北路軍的主力是陳誠的第三路軍，擁有十八個師和一個補充旅，依托堡壘，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同紅軍主力決戰。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統治地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更加重了危機的程度。這年年初，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開始在蘇區進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們在“進攻路線”的旗号下，開展反所謂“羅明逃跑退卻路線”的鬥争，井從組織上控制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權。在臨時中央提議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會決定；将中革軍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一方面軍司令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增加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并規定，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代理主席。這個安排，實際上是由博古、碩英主持中革軍委工作，由他們在瑞金指揮紅軍作戰。

  
      朱德、周恩來曾于五月十七日發布通令傳達這一決定，并說：“中央蘇區除東南陣地各軍、西南陣地各軍、各軍區及獨立軍、團、師和其他蘇區軍區及二、四方面軍等均直歸中革軍委指揮外，凡第一方面軍所屬各兵團及北面戰地各指揮機關各部隊均歸第一方面軍指揮”⑤。可見，在中革軍委移駐瑞金并由項英代理主席後，朱德、周恩來在前方隻能指揮第一方面軍和北部戰線各軍區，指揮權限縮小了，并且要聽從中革軍委的命令，更要服從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領導。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項英等不顧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新的對中央革命地“圍剿”的嚴峻事實，依照遠在上海的共産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弗雷德的意見，提出“紅軍分離作戰”的錯誤方針，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對此，身在前方建甯紅軍總司令部的朱德、周恩來曾提出不同意見，表示：“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目前絕對不應分開”⑥。但博古、項英根本不聽這樣的意見，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名義再三重申，要實行“兩個拳頭打人”⑦。結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軍分成東方軍和中央軍兩路；以紅三軍團為基幹的東方軍冒着盛夏酷暑，遠征閩西北，連續作戰；以紅一軍團為基于的中央軍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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