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新中國成立後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内亂。朱德正是在這場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度過了他的最後歲月。

  
      當“文化大革命”将要開始的前夜，國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處處可以感覺到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上，海軍政治委員李作鵬、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秉承林彪的意旨，發動突然襲擊，制造僞證，誣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借林彪身體不好，逼林“讓賢”。同時，還對羅瑞卿不贊成林彪關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頂峰”等提法進行批判。在會上，朱德實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羅瑞卿反對“頂峰”的提法。他也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會發展的，不能講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他沒有料到，這次發言以後竟成為林彪、康生等人攻擊他的重要口實。對于羅瑞卿的所謂“篡軍反黨的問題”，朱德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一樣，事先毫無所知。康克清後來回憶說：“朱總參加上海會議（指那次中央緊急會議）後不久，到了杭州。當時，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趕來看他。吃飯時，我發現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搖頭。我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看他這個樣子，我很擔心，就問他：‘老總啊，身體不舒服嗎？’他搖頭不語。飯後，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你就不要多問了。’然後，又自言自語地說：‘如果這樣搞下去，面就寬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麼得了呀！’我聽了覺得很奇怪。後來，他的秘書告訴我是因為羅瑞卿同志的‘問題’，我才知道朱總憂心仲忡的原因。”①這以後，局勢發展得很快。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以“反黨集團”的吓人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對當時黨和國家狀況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提出：“混進黨内、政府内、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産階級專政變為資産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②朱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

  
      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書，③非讀不可。準備花一二年的時間讀完，連下來讀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④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打斷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會議上關于“頂峰”的發言，攻擊他有野心，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主席。康生也攻擊朱德“想超過毛主席”，“組織上入黨了，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⑤這次會議決定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小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議通過了《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一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席卷全國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

  
      “文化大革命”會那樣發展，是朱德原來所沒有想到的。這一年，他已經八十歲了。當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許多黨政領導幹部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幫分子”、“叛徒”、“走資派”，受到批鬥、抄家，看到工廠農村的生産秩序受到嚴重沖擊、整個社會陷入極端混亂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個當時在朱德身邊工作的秘書回憶說：“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給朱總送文件時，看到他仰靠在沙發上，緊閉雙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睜開眼睛，他像是在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他說：‘看來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連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當時的表情，心事很重。”⑥但他在參加中央的會議時，還是但然他說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群衆已經起來了，我有點怕出亂子，特别是怕生産上出亂子。”⑦九天後，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隻要不是反革命，錯誤再嚴重，還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沒有路可走了，這個問題要解決。”⑧可是，整個局勢卻越來越惡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從上海擴展到全國，掀起一場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全面奪權”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戰”，造成比以前更嚴重的社會動亂和社會災難。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到破壞生産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産’，這是新出現的問題，要注意解決。”“我們制止武鬥這麼久了，可是有些人還在武鬥，甚至還有砸爛機器、燒毀房屋的，這裡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搗亂，要注意。”⑨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視為眼中釘。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負責人的戚本禹在釣魚台（“中央文革”辦公地點）約集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鼓動他們在中南海裡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朱德等人進行批鬥。于是，這些造反派先後沖進劉少奇等家中對他們進行圍攻和批鬥，也包圍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憶說：“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團的造反派們圍在樓前，高呼‘打倒’‘炮轟’的口号，把大字報、大标語貼到我們家裡，牆上、地下，到處都是。還提出要把我們從中南海轟出去。當時，朱總還在玉泉山。他們一直鬧到很晚才散去。”⑩當朱德隊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須去看批判他的大字報，交待“反對毛主席的罪行。”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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