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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56〕
盧溝橋事變〔57〕後,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成立八路軍總司令部。朱德為總司令,我為副總司令,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左權為副參謀長。黨内組織軍事委員會分會〔58〕,朱德為書記,任弼時兼秘書長,加上我三人組成常委會。各師師長、政委,還有左權等,可能都是軍分會的執委(記不清了)。當時紅軍主力是三萬二千人,以四千人編為陝北警備旅和一個小團,保衛陝甘甯邊區;一方面軍一萬四千人編為一一五師,林彪為師長;二方面軍六千人,改為一二○師,賀龍為師長;四方面軍八千人編為一二九師,劉伯承為師長。(注:①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第一軍團、十五軍團及七十四師合編為陸軍第一一五師;二方面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獨立第一、第二兩師及赤水警衛營、前總直之一部等部,合編為陸軍第一二○師;四方面軍、二十九軍、三十軍、陝甘甯獨立第一、二、三、四團等部,改編為陸軍第一二九師。)
在雲陽鎮前方司令部召開了一次團以上的幹部會議,讨論了黨中央洛川會議〔59〕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講話的精神。我在這次會上講了話,說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我們改編後,要注意反對軍閥主義,反對官僚主義、脫離群衆,提出了四條保證:保證共産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保證工農成分的絕對優勢;保證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保證和堅持學習制度。任弼時同志和各師負責同志都講了話。
九月,周恩來同志約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見閻錫山〔60〕。沿途所聽街談巷議,無不希望紅軍早日參戰。到太原時,人民盼望共産黨和紅軍參戰之心更切。閻為避日本飛機轟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縣某村。會談後,周又約我去大同見傅作義〔61〕。當時日軍正由張家口向大同前進,我們到大同時,日軍已占天鎮、陽高,傅軍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從大同回崞縣,閻錫山又約見,商談堅守山西國防工事(即雁門關、茹越口、平型關、娘子關等既設之永久工事)問題,也就是平型關、雁門關的防禦問題(這是閻錫山要求的)。
我從總部出發時,就考慮八路軍如何争取在抗日戰争中頭一仗打個勝仗,以提高共産黨和八路軍的威望。這對打擊恐日病、鼓勵抗日士氣、開展群衆運動都有好處。在崞縣,當閻錫山談到以王靖國和陳長捷兩軍分守平型關和茹越口,另以一個軍守雁門關時,我說:你們堅守平型關正面;我一一五師出五台、靈丘、蔚縣地區,隐蔽集結在敵前進道路兩側,待敵進攻平型關時,從敵側後夾擊進攻平型關之敵軍;我一二○師位于晉西北地區,待敵進攻雁門關時,我軍也從側翼進擊。閻甚同意。
我一一五師之一個旅在平型關伏擊日軍闆垣師團之一個後尾聯隊(即團),殲滅其大部,争取了頭一仗的勝利。這是“七七”事變以來,日軍第一次遭受的打擊。在平型關勝利的鼓舞下,衛立煌〔62〕率四至五個軍,在忻口布防。
日軍打破平型關、雁門關後,繼續向太原前進,在忻口遇到國民黨軍相當堅決的抵抗。我一二九師之陳錫聯和謝富治團,乘黑夜襲入陽明堡機場,燒毀日機二十餘架,殲滅守敵約一個大隊(營)。此役給忻口衛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此兩戰勝利,在華北人民群衆中起了抗日動員作用,八路軍在群衆中威望日高,參軍者益多。
恩來同志又約我陪同去保定見程潛〔63〕,轉回總部時道經忻口,忻口戰鬥還在堅持。他們隻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擊敵之薄弱點,更不敢向敵之側後突擊。抱着一條死教條:在敵側後不能脫離正面火力之掩護。我們經石家莊到太原時,恩來同志又令我去娘子關見黃紹f〔64〕協。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軍代表名義到各處聯絡,做統戰工作。
關于軍分會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華北軍分會發了一個指示,這個指示是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擊潰日軍闆垣師團一個旅的勝利影響下産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說成是華北抗日戰争的堡壘,而實際上,太原在十月以後不久就失守了。顯然,軍分會的指示是盲目的,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面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這樣就容易放松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衆組織遊擊戰争和做長期艱苦鬥争的精神準備工作。
當時軍分會的同志,都沒有把敵後遊擊戰争提到戰略上來認識,對于毛澤東同志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以遊擊戰為主,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認識也是模糊的。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是長期堅持敵後抗日戰争的正确方針。我當時對于“運動戰”和“遊擊戰”這兩個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時而提“運動遊擊戰”,又時而提“遊擊運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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