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七六0年年底，久已付印的《朱麗》尚未出版，就已經開始轟傳了。盧森堡夫人在宮廷裡談過它，烏德托夫人在巴黎談過它。後者甚至還得到我的允許，讓聖朗拜爾把手抄本給波蘭國王讀了，國王欣賞之至。我也叫杜克洛讀過，他在法蘭西學士院裡談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這部小說：聖雅克路各書商和王宮廣場的書商都被打聽消息的人包圍起來了。最後，它終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與常例相反，沒有辜負人們期待它的那種急切心情。太子妃是最早讀到的人之一，她對盧森堡先生談起它，說是一部絕妙的作品。在文學界，觀感頗不一緻。但在社會上卻隻有一個意見；特别是婦女界，她們對作品也好，對作者也好，都醉心到這樣的程度，如果我真下手的話，即使在最上層的婦女當中，也很少是我所不能征服的。關于這一點，我有許多證據，不過我不願意寫出來，而這些證據，不必經過實驗，就能證實我的這個論斷。說也奇怪，這部書在法國比在歐洲其他國家都更成功，雖然法國人不論男女，在這部書裡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對待。和我的預料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取得的成功最小，而在巴黎取得的成功最大。是不是友誼、愛情、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地位更高呢？毫無疑問，不是；但是在巴黎還有那種精細的感覺，它使人的心神往友誼、愛情、道德的形象，使我們珍惜我們自己已經沒有、卻在别人身上發現的那種純潔、纏綿、敦厚的感情。今天，到處一片腐化，風化和道德在歐洲都已蕩然無存了。但是，如果說對風化和道德還有若幹愛慕之情存在的話，那就必須到巴黎才能找到。
      要想透過那麼多的成見和假裝出來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須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這樣說，要想感覺到這部作品裡充滿着的那種種細膩的感情，就必須有精審入微的分寸感，而這種分寸感隻能從高級社會的教養中得來。我不怕拿這部書的第四部分跟《克萊芙公主》相比，并且我肯定，如果這兩部作品的讀者都是外省人的話，他們永遠不會感覺到它們的全部價值。因此，如果我這部書是在宮廷裡獲得了最大的成功，那也是不足為奇的。書中滿是生動而含蓄的傳神之筆，隻有在宮廷裡才能得到欣賞，因為宮廷裡的人較有訓練，易于體會弦外之音。不過這裡還要區别一下，有一種機靈人的精細隻表現在體察惡事上面，到隻有善事可看的地方便什麼也體察不到了，對于這種人，讀這部書肯定是不相宜的。比方吧，如果《朱麗》是在我心中的某個國家發表的話，我斷定沒有一個人能把它讀完，它一出世就會夭折的。
      人們關于這部作品給我寫的許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來了，輯成一劄，現存那達雅克夫人手中。萬一這個函件集發表出來的話，人們會看到裡邊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論，可以看到意見是如何分歧，說明跟社會大衆打交道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有一點是人們在這部書裡所最忽視、而同時又将永遠使這部書成為獨一無二的作品的，就是題材的單純和趣味的連貫。整個趣味集中在三個人物身上，貫穿了六卷，沒有穿插，沒有傳奇式的遭遇，而無論在人物方面還是情節方面，沒有任何邪惡之處。狄德羅曾大棒理查生，說他的場面千變萬化，人物層出不窮。誠然，理查生有他的長處，他把所有的場面和人物的特點都很好地描繪出來了，但是，在場面和人物的數量方面，他與最乏味的小說家同出一轍，他們總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來彌補他們思想的枯窘。不斷地表現聞所未聞的事件和走馬燈似的一掠而過的新面孔，用這種辦法來刺激讀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這個注意力經常維持在同一個對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顯然比較困難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條件下，題材的單純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話，那麼理查生的小說雖然在許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這一方面卻不能和我這部小說并駕齊驅。然而我知道我這部小說現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來是一定要複活的。
      我的全部顧慮就是由于追求單純而使故事的發展變得沉悶，我怕自己沒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維持到底。有一個事實把我這種顧慮打消了，而單是這一事實，就比這部作品所給我招來的一切誇獎都更使我高興。
      這部書是在狂歡節開始時出版的。一天，歌劇院正要舉行大舞會，一個書販把這部書送到達爾蒙王妃手裡。晚飯後，她叫人給她上裝，好去跳舞，然後一面等候，一面就拿這部新小說讀将起來。半夜，她命令套車，接着又繼續讀。有人來報告說車套好了，她沒有答話。她的仆從看她讀得忘形了，便來報告她說，已經兩點了。她說：“還不急，”仍然讀個不停。過了一陣子，因為她的表停了，便揿鈴問幾點鐘，人家對她說四點鐘了。“既然如此，”她說，“赴舞會太遲了，把車上的馬卸下吧。”她叫人給她卸裝，然後一直讀到天亮。
      自從人家把這件事告訴了我之後，我老想見見達爾蒙夫人，不但要從她口裡知道這件事是否完全真實，也因為我老是這樣想：一個人對《愛洛伊絲》發生這樣強烈的興趣，準是有那種第六感，那種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這種第六感的心靈太少了，沒有這第六感，誰也不能了解我的心靈。
      使婦女們對我發生如此好感的一點，就是她們都深信我是寫了自己的曆史，我自己就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這種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亞克夫人竟寫信給韋爾德蘭夫人，托她求我讓她看看朱麗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個人不可能把他沒有體驗過的情感寫得那麼生動，也隻有根據自己的心靈才能把愛情的狂熱這樣地描繪出來。在這一點上，人們想得是對的，的确，我這部小說是在最熾熱的心醉神迷中寫出來的；但是人們以為必須有實在的對象才能産生出這種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錯了；人們絕對意識不到我的心能為想象中的人物燃燒到什麼程度。要不是有若幹青年時代的遙遠回憶和烏德托夫人的話，我所感到的和描寫的那些愛情隻能是以神話中的女精靈為對象了。我既不願肯定、也不願駁斥一個于我有利的錯誤。人們從我單印出來的那篇對話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樣在這一問題上讓社會自己去捉摸的。要求嚴格的德育家們說我應該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說出來。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非這樣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沒有必要而作此聲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版的。頭一年我把稿子交給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報》的主編，而且不管我願不願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報紙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義來逼我幫他充實《世界報》。他聽人說起《朱麗》，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報上發表，他又要我把《愛彌兒》也在他的報上發表，如果他對《社會契約論》聽到一點風聲的話，也會要我送給他的報紙發表的。最後，我被他麻煩夠了，便決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個金路易的代價讓了給他。我們原來約定隻在他的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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