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讀詞

                詩詞有别，讀的理無别，因而關于理，凡是詩可以移用于詞的，上一篇說了，本篇就可以不說。那就着重說說讀什麼。

        詩是老字号，就結集說，也是戰國以前開業。詞晚多了，開業時間在殘唐五代。人緣也不同，詩，幾乎凡是能拿筆的都作，詞不然，有很多人作詩而不作詞；還有，詩詞都作的，以名家為限，如歐陽修、蘇轼、黃庭堅、姜夔等，也是詩多而詞少。其結果是詩量很大而詞量不很大。量不很大，對不以研究詞為事業的人有好處，是負擔不太重，如果有志大舉，不愁扛不動。具體說，找來林大椿《唐五代詞》或張璋等《全唐五代詞》，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或唐圭璋《全宋詞》，葉恭綽《全清詞鈔》或唐圭璋《全清詞》，以及朱祖謀《彊村叢書》，就可以算作大體齊備，而所需地盤不過一個不很大的書櫥而已。

        這輕松話的本意隻是，與詩相比，詞終歸是小門小戶，而不是真贊成大舉。不宜于大舉的理由是，雖然小門小戶，卻不可小看。理由可以分作兩個方面。一方面，小門小戶是就與詩對比說的，如果不比，而隻是為街頭巷尾行有餘力的人着想，小戶就成為大戶，全面鋪開，必感到難于招架。另一方面，詞表達方法複雜（格律變化過多，措辭委曲，尤其後期的慢詞），意境綿邈，理解，體味，要邊讀邊想，欲速則不達。所以也宜于用慢慢鋪開法，或三級跳法。

        第一級用選本。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和《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量都不大，卻全面而得要。選本，清代還有兩種有名的，早的是朱彜尊《詞綜》，量大，晚的是張惠言《詞選》（其外孫董毅編《續詞選》，是增補性質），量小，也可以翻翻。詞以宋為重點，專收宋詞的選本很多，量或大或小，其中《宋詞三百首》為朱祖謀所選，有唐圭璋詳細箋注，也宜于看看。

        第二級兼第三級是淺嘗之後的進一步，自然要多費些力。想依時間順序說說，雖然讀可以不這樣拘泥。唐、五代是詞的草創時期，存于今的作品不很多，有聞必錄，不過1000多首。分兩個系統。其一基本上來自民間，是出自敦煌石室的曲子詞，王重民輯為《敦煌曲子詞集》。其二來自作家，五代時已經有《花間集》《尊前集》《金奁集》諸選輯本，今人林大椿、張璋等先後廣為搜羅，輯為《唐五代詞》和《全唐五代詞》，量不很大，有興緻無妨都看看。曲子詞沒有或很少經過文人潤色，雖然内容也大多是談情說恨，卻樸而不華，與花間詞的濃裝豔抹有别。五代詞篇幅不長，所寫多為癡男怨女的春恨秋愁，隻有南唐後主李煜破了格，也寫破國喪家之痛。讀這時期的作品，也可以有重點，如唐可以多讀溫庭筠和韋莊，五代可以多讀南唐二主和馮延巳。南唐二主有專集，名《南唐二主詞》，馮也有專集，名《陽春集》。又，讀花間風格的詞，也容易接受别人的有色眼鏡，比如張惠言讀韋莊《菩薩蠻》（起于“紅樓别夜堪惆怅”，終于“憶君君不知”），就覺得這是思念唐朝故國之作，那“君”當然指亡國之君，這樣，場面由閨閣擴大為無限江山，作品價值就上升。今人不深文周納，承認閨閣就是閨閣，可是作品就降價，因為無關于國計民生，或說沒有思君。評價不同，原則一樣，都是作品高下的評定，要以是否思君為标準。我看還是寬厚一些好，有人願意思君，就讓他思；有人甯願思常人隊裡的意中人，也無妨任随君便。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不強求同，合情合理。我的看法，隻要知道詞的原始面目就是如此，下傳，不要說北宋，南宋及其後，大流還是如此，就夠了，把後人的帽子強戴在前人頭上，是可以不必的。

        其後到了詞的全盛時期，宋朝，讀過選本，會有擴大的興趣，也應該擴大。辦法是讀重要作家的選集（如果有），或全集，因為量都不很大。重要的有以下這些：張先《張子野詞》，晏殊《珠玉詞》，歐陽修《六一詞》（有異名），柳永《樂章集》，晏幾道《小山詞》，蘇轼《東坡樂府》，黃庭堅《山谷琴趣外編》（有異名），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有異名），賀鑄《東山詞》，周邦彥《清真集》（有異名），李清照（女）《漱玉詞》，辛棄疾《稼軒長短句》（有異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異名），史達祖《梅溪詞》，劉克莊《後村長短句》，吳文英《夢窗詞》，張炎《山中白雲詞》。這時期是詞的體制和風格的大變時期，縱使不夠百花齊放，也總是五花八門。總的變化是文人氣逐漸增多。北宋早期，如張先與二晏，承接五代的餘緒，下筆，還求接近歌女的口吻，雖然不能不漸趨于雅，卻仍是明白如話，如“花若勝如奴，花還解語無？”“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就是；到南宋，尤其吳文英，如“障滟蠟，滿照歡叢，嫠蟾冷落羞度”，“盤絲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绀紗睡覺”，既不淺易，又不明朗，就隻能看，不能聽了。文人氣增多的另一種表現是篇幅逐漸加長。詞早期幾乎都是小令，推想是求便于歌唱。據說篇幅加長始于柳永。對小令而言，字數多的是慢詞，文人總是願意在筆下多顯一顯吧，于是北宋中期以後，詞作就多數成為慢詞（最長的《莺啼序》長到240字），再加上時興剪紅刻翠，委曲宛轉，讀，就不像五代時期那樣淺易順口了。不幸的是，這種風氣的力量一直延續到清朝而有增無減，如朱彜尊選《詞綜》，創浙派，就尊吳文英為第一位；直到王國維寫《人間詞話》才唱了反調，那已是皇清、民國易代之際了。以上談的是總的變異。還有分的變異。由蘇起出了豪放派，前面已經談過。南宋偏安江左，政治（照例）不見佳，有些文人難免有氣，不敢直指，于是就表現于詞，如張孝祥、劉過、劉克莊、劉辰翁等就是這樣。又，北宋出了個柳永，據說好遊狹邪，也就是多與歌伎、娼妓為伴，于是表現于詞，就成為豔俗，甚至鄙俗，如“鎮相随，莫抛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其他詞人是不肯這樣寫的。時間長，作家多，體制、風格多變化，怎樣分輕重？我的偏見是，先以北宋為主，多讀二晏、歐陽修、秦觀、賀鑄、周邦彥以及易代之際李清照、辛棄疾諸家，然後是蘇轼、柳永和南宋的姜夔、史達祖，再然後，如果也想豪放和剪紅刻翠，就看看劉克莊、劉辰翁以及吳文英、張炎。這大緻是《人間詞話》的觀點，不敢保必合适，總可以供參考吧。

        宋之後兼之外，遼金元明不重要，如果時間、精力都不多，不看也關系不大；當然，最好能看看選本。清朝就不同了，詞體忽而成為文人的熱門，不隻男士喜歡作，不少女士也喜歡作，并出了不少名家。所以讀過選本之後，可以，也應該進一步，找名家的詞集看看。計有以下這些：徐燦（女）《拙政園詩餘》，陳維崧《湖海樓詞》，朱彜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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