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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跟你說過的那樣,在郵給《A.B.C》周報文章的那封信中,包括了一整套法國版印度支那的郵票,上面有不太容易辨認的“重慶”印章,這套郵票寄給你,是想獲升值的。這些郵票很有意思,四川人不顧一切地想獲得外國郵局的郵戳。如果你也感興趣,我也可以托人給你寄英國、德國和俄國版系列。我認為沒有其他國家的了。
在中國,簽署的條約規定,所有歐洲人的住房擁有外交豁免權,就像法國在國外的使館和軍隊擁有的那樣。在領事館這裡,就像在法國,不在中國,警察沒有任何權力闖入。必須承認,我并不知道這裡所有的優勢,我的男仆無疑比我更了解這些條約,并從中獲利。他在自己屋裡開了一家小賭場,自然進入這個小娛樂場所是要付錢的。因為我夜晚從不走出辦公室和天井,對此一無所知.如果有時我聽見錢币碰撞的聲音,還以為是他和同事們在算帳。
昨天,我們在領館向一位中國官員告别。他是張先生,中方官員翻譯,中國非常罕見的天主教官員之一。他傳達了我房東的話,警察已經發現了這家賭場,賭博在中國是明文禁止的。你可以想象我回去後發脾氣的場面,我從來就沒有用過那麼大的嗓門,哪怕在我生氣的時候。如今,我一聽到金屬碰撞的聲音就會蹦起來。如果我抓到一個賭錢的人,就用席子把他包起來扔進警察局,同時,我還要把所有參加賭錢的人開除。
成都,1909年8月8日
親愛的媽媽:
周五我把信放到郵局還不到一小時,您6月18日的信就來了。信裡充滿了嚴肅的建議,正好在這個時候能幫助我看清就要來臨的一年。你說您可能不适合指導我。如果不是您的話,那麼誰又有這份感情和權力來做這件事呢?無論我可能有什麼樣的壞情緒,從沒說過傷害您的話。如果我這樣做了,請求你原諒。我還請您繼續這樣常常來幫助我:一個人很容易破罐破摔,這裡真的是沒有任何人來嚴肅地引領我。在巴黎,我隻有您。
晚上,我睡得很香,突然聽到門口有敲鼓的聲音。是您深情的電報在晚上11點到了。我謝謝您想到了這一點。
周一,9日
周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們是我最近的鄰居,下班後無論幾點,我都時不時地去拜訪他們。他們也把我當“鄰居”來邀請。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睐的“鄰居”,這意味着我沒有給社區留下壞印象,我很高興。中國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錢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燈,大多數是普通油燈,更确切地說,是小照明燈。住家也是這樣。由于沒有窗戶,隻有活動窗闆,就得打開點空兒來喘氣。小照明燈挂在天花闆上,我看到這些蜷縮的人一個緊挨着一個。他們在祖先靈位前燒着小香,這種苦味的煙和照明的油煙,餐館和工廠的爐煙混起來,就像咱們那些賣油炸土豆的商人制造的效果一樣。
多羅那少校實際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時間。邦思當第先生經常和我說起他。多羅那寫了本書叫做《作為革新者和戰鬥者的中國》。按照外交家的說法,這本書更多地表達了作者本人願意看到的東西而不是現實。誰對誰錯?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這幾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謄抄兩份邦思先生的報告,一共是小圓點稿紙的三十頁。熱起來的時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報告見鬼去吧。我在辦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點。可大家還都說外交家無所事事。幸虧邦思已經說要離開整整一個月。
十分溫柔地吻您
儒勒
儒勒嚴格遵守公文寫作的規定。他幾乎每天都要給衆多的通信者每人寫一封信,他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規劃這些通信,盡管他時時要抱怨沒有回信。這種對細節的關注和記錄,方便了我們在一個世紀之後還能進入他的日常生活。當儒勒探索老城,品嘗新菜,或開始意識到熏腸和奶酪的缺乏之時,邦思當第實現了一個願望:讓儒勒用一架風琴演奏音樂,這架風琴是他在這個世界盡頭的成都租到的。他母親對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團感到好奇,刺激這好奇心也讓儒勒頗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們顯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沒有對大事吃驚的習慣”。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平靜融入了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們證明他敏感到這種平靜。他同時也給了我們一些初步的解釋:“我内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還有一種真實的能适應的天性。它使我成為社區裡的小醜,課堂上的講師,中國的外國人,領館裡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現在不允許我顯露出文人氣息”。就像他後來在其他機會表達的一樣,儒勒認為自己沒有具備作家的素質。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則是一種不同于文學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學效果較弱,或許看起來他不像他的法國同胞一樣有才華,既沒有寫一本巨作的雄心,也沒有豐富文學史的願望。他隻是在私密的場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對話中,謙虛地講述着他的日常生活。不時顯露出記者的重現真實的功力,詩人的敏感和小說家的想象力。曆史,就這樣在字裡行間重現。
上海的報紙讓儒勒了解了克萊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場争奪皇位的戰争吵翻了中國。自從光緒和慈禧去世以後,1908年,中國的政權掌握在一個3歲孩子——溥儀的手上,而實際是掌握在他父親的手上。1900年,光緒挑選的一個繼承者和小皇帝之間的敵意越來越明顯,儒勒說過這會“對中國變得很嚴重”。因為這繼承人的父親是義和團的頭腦,外國勢力曾施加壓力阻礙法令的頒布。然而九年以後,那個錯過機會的候選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1901年1月,一個關于“新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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