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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南曾經磨着哥哥從日本給他帶回來一把Gibson的電吉他和一台四軌錄音機。在80年代,有一把電吉他,而且是Gibson的,絕對能讓玩吉他的人另眼相看。崔文鬥說,他們到了高中時還開辦過音樂沙龍,其實就是向學校的同學普及音樂知識,他還記得第一課由賈南主講,講的是詞曲分析,拿的範例是陳彼得的《一剪梅》,就說歌詞怎麼寫才牛,對仗啊、隐喻什麼的……現場還聽原唱。後來那把電吉他也屢次被作為示範教學工具使用過多次,講電吉他發聲原理,講解法斯器的使用……
八中有位音樂老師叫李存,把學校音樂教室的鑰匙給他們了,從此音樂教室基本為“五人幫”所壟斷。至此他們不僅僅有自己的樂器,還有了自己的排練室。
1992年,賈南考上北京工業大學。北京高校的校園民謠裡因為有了賈南的加入,北工大校園的草坪也成了經常的聚會地之一。盧庚戌、麥田守望者樂隊、李小龍、高曉松、老狼等都曾會聚在北工大的草坪上彈琴唱歌,暢談人生理想。起初,賈南的父親對于賈南“不務正業”去唱歌并不贊成,也曾經和賈南長談過好幾次。然而,一次無意間從電台裡播放的音樂中聽到了由他兒子演唱的《父親》時,賈南的父親被感動得熱淚縱橫、欷不已,也就同意了賈南在不耽誤學習的基礎上,可以适當搞一下音樂。
而崔文鬥在1992年考上了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他也在建工學院組織了一個叫“音樂機器”的校園音樂協會。不過建工學院的校園音樂氣氛遠遠不如其他學校,崔文鬥在那兒有點獨木難支的味道,所以更多的還是和賈南、張璐這幫中學的朋友湊在一起。那時候他們的朋友間有一個叫石峰的,家裡有兩套房子,其中一套空着,這就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在外刷夜的場所。幾乎每個周末他們都會在那兒聚會,帶着吉他,約上朋友和姑娘們。當時的基本流程是這樣的,先大夥兒湊錢買大量啤酒和涼菜,吃吃喝喝至一定程度開始彈琴唱歌,說笑話。先唱會兒口水歌,然後就是原創。那會兒大家都憋着聚會的時候能拿出新歌來震住大家,創作欲望特别旺盛,進入了一個“比、趕、超”的階段。唱至酣處經常半夜被鄰居“嘭嘭”的敲門聲打斷才告一段落。賈南的《籠外的鳥》、崔文鬥的《讓淚化作相思雨》都創作于那個時期。另一個他們去得多的地方是北大圖書館前的草坪,和盧庚戌、許秋漢(《未名湖是個海洋》)、劉瓊(《民謠新世紀》中也有她的作品,現在在央視公共網站工作)他們在一起。他們在草地的時候經常唱着唱着邊上聚的人就越來越多,每當有人唱完一曲就有人鼓掌,或是有人拿着吉他加入進來一起唱。北大當時有人寫歌也特别牛,崔文鬥說:“當時北大有個人把泰戈爾的《郵差》譜成了曲子唱給他們聽,覺得特别牛。就是忘了那哥們兒叫什麼了……而許秋漢老唱石頭樂隊的歌,也唱得特别棒。”
賈南和崔文鬥(3)
1994年對賈南和崔文鬥來說是一個大的轉折。也是在1994年,京文唱片剛剛進京,而周亞平以前隻是編曲,還未制作過專輯,這樣他們走到一起準備合作。這年年初的時候因為《校園民謠1》面世後大火特火,整個唱片界對校園系列情有獨鐘。周亞平在和正大唱片的副總張衛霞(紫禁城影業老總張和平的媳婦)聊天的時候,說到想做校園民謠類的專輯,而張衛霞的兒子剛好是賈南和崔文鬥的同學。于是他先找到了賈南,後來又通過賈南認識了崔文鬥、盧庚戌和劉瓊。
那年他們的生活因為專輯和合輯有了改變,首先是賈南和崔文鬥都變成了萬元戶。賈南的專輯中的十首歌被京文買了使用權,每首一千,而崔文鬥被買斷了五首歌,每首兩千塊。那個年代作為一個學生能有一萬塊錢,還能記住自己姓什麼就很不錯了。
生活上的另一個改變是開始有人給他倆寫信。當時班上同學最樂于傳看歌迷給他們的信,因為老有女孩兒給他們寄照片。現在賈南還留着所有的歌迷照片,收在一本很厚的影集裡。他倆第一次坐飛機也是因為去武漢演出,那次是武漢楚天音樂台舉辦了一次湖北校園民謠節,由當年著名的電台DJ張弛主持。那天到武漢時已經傍晚了,下着雨。他倆直接到楚天台直播當時最火的音樂節目“關不掉的收音機”,從楚天台出來的時候,外面候了二三十号人,打着傘。崔文鬥心想不是黑社會要打架吧,後來才知道是聽到直播趕過來的歌迷,這讓他們特别感動。賈南去的地方則更多,因為他發了專輯,還拍了MV,去過很多地方宣傳,演出機會也更多。
1996年後兩人就在公衆的視野中銷聲匿迹了。說到原因,賈南給的解釋是當年如果要專業唱歌就得去當流行歌手,而且當時大陸的音樂環境并不好,再說他倆覺得自己已經算當過職業歌手在音樂圈走過一遭了,也沒什麼好玩的了。而另一個原因就是兩人的家庭都是比較傳統的知識分子家庭,不希望他們走這條路。所以兩人畢業後都走了一條很常規的路。1996年賈南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後離開了校園,先後在西科姆中國SECOM、北京敬業綜研有限公司、首都在線263等單位就職。2002年,賈南赴英國學習,獲得了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MBA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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