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堂上的題外話

   
    張大春
    我大學本科讀的是中文系，當時的系主任王靜芝先生在他親授的大一“國學導讀”課上，罕見地說過一次課外閑話。話題，就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一次特考。昔年招錄從事涉外工作人員的特考作文題目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這個題目出自《論語·子路》，翻譯成白話文，意思是：“一個人即使能夠熟讀《詩經》三百篇，若是委他以政務，卻沒有能力處理;派他出使外國，也不能單獨做主應對;雖然讀過的詩那麼多，又有什麼用呢？”靜芝老師還苦笑着說：“要是放在今天來考，外事部門大概一個人也招不到。”
    特考命題如此，大約是希望，一個有志于從事涉外事務的人，應該有能力發表其“專對”的主張。跟外人談判，畢竟不是語言溝通順暢就能成功的。談判者對自身立場所應堅守的權益，必須有極為深刻的理解和極為堅定的信念。于是，靜芝老師說了一個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
    中日甲午戰争之後，清朝對日本的開放，不得不擴大。每一次談判都令那些科舉出身的顯宦巨公頭痛不已，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國際上，我們應該擁有多少人格”。
    清廷對日開放蘇州租界的談判就是一個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蘇州開設商埠，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問題在于開放什麼地段讓日本人經營——或者說盤踞。當時，日方的談判代表叫珍田舍己，珍田銜命來蘇，目的是要取蘇州阊門以外的地區開埠。
    阊門，早在春秋時代吳王阖闾時就已經開建。當時阖闾建城規模之大，即使在後世看來，也是極為壯觀的一項工程。
    日本人看上的阊門以外之地，是蘇州的繁華地區，百姓商家世代居住于此，屋宇鱗次栉比;倘若把這塊地方出讓給日方，光是搬遷，就要引發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來，甯可把蘇州城南邊盤門以外的地區劃歸日方為租界——畢竟當時的城南不那麼“膏腴繁華”，割之不疼也。
    此時江南的大吏首屬兩江總督劉坤一，可是他奉诏入京觐見，一直沒有在任上，張之洞署理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收到江蘇巡撫趙舒翹的公文，咨請幹員來蘇與日方議約，張之洞可就傷腦筋了。他知道，江南盡管出文人、學士，可就沒出外交這個專業上的人才。左思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薦了一個人——黃公度，是個詩人。
    黃公度，名遵憲，廣東嘉應人，光緒二年（1876年）考中舉人，科場資曆僅止于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駐日本、英國使館參贊的“涉外”經曆。找上他，通俗一點說，不外是把一個燙山芋扔出手，張之洞并沒有認真地考慮阊門、盤門有什麼需要計較的。
    珍田抵達蘇州之時，已經得知清廷的談判代表是黃遵憲，遂來到黃遵憲下榻之處拜訪。黃遵憲讓珍田吃了閉門羹，說：“住家所在不是談公事的地方，明天到巡撫衙門裡談吧。”
    第二天，珍田依約來到撫衙，約略寒暄數句，話入正題，珍田立刻表示：“我獲得敝國政府訓令，一定要取得阊門外的區域為租界，絕對沒有遷就的道理;如果得不到阊門外的地區，馬上下旗回國，不再開議。”
    這番話簡明扼要，而且日方的情報顯然十分準确——他們早就知道清廷準備以盤門外地區作為談判籌碼了。所謂“下旗”，更是嚴厲威脅，說白了就是不惜斷交的意思。黃公度靜靜地聽着珍田的話，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等對方把話說完，他才徐徐地說：“我們今天在此間先辦的第一件事應該是互換憑證。不換憑證，不能認定對方是外交人員——這是國際定例，絕對不要亂了套。我來蘇州之前，已經取得了我國南洋大臣的劄谕，另外呢，此間巡撫也有委派我來和貴使談判的公文書。這兩班文件，稍後我都會拿給貴使過目。貴使既然方才說有訓令來談判，那麼貴使從貴國啟行時，自然也應該有貴政府的訓條了，何不先拿出來以便我們驗證呢？”
    說完，黃公度就從懷裡掏出兩封信劄，擱在桌上，一語不發，就等着珍田拿出憑證來。
    這一手着實大出珍田之意料，他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嗫嚅着說：“來時匆促，忘了帶訓條。您如果不相信，可以發電報給貴國駐我國的大使，向我國政府問詢，就能确認了。”
    黃公度立刻應聲道：“這是何等大事？貴使怎麼可以忘記呢？您是外交人員，連這一點都不明白嗎？如果真的拿不出訓條來，您在此地就隻有私人的資格，那麼租地的事也就不是您應該過問的了。依照我個人的看法，還是建議您馬上回國去領取訓條，再到這裡來開會。我在南京還有重要的差事，沒有時間同您再做無謂的周旋。這樣吧，我過一會兒就要上船啟程，是不是等您回來的時候，我再專程去迎接？”
    珍田受到這麼兩次打擊，再也不敢像先前那麼意氣揚揚了。等到第二回與黃公度見面，珍田非但姿态放低了很多，連談判的條件也放寬了不少，最後竟以盤門定議，且保全中國商民利益甚多。這一次談判甚至影響到杭州方面的議約，日方的交涉員也不得不以相當大的程度讓步了。
    不過，黃公度有沒有因此而獲得賞識呢？
    待複命于趙舒翹之際，黃公度所得不過是“辛苦了、辛苦了”寥寥數語。趙舒翹還私下跟他的幕僚說：“我早就說過，洋人不是人類，不可以人道相待。你們總是說我的話太過分了，現在如何？諸君試想，那珍田剛來的時候，我和諸君瘏口哓音，以禮相待，他卻越發嚣張桀骜。這黃某人來了，不知道說了些什麼鬼話，他反而貼然就範，一句話也不敢争執。說到這兒，話就不得不說回來了，像黃某這種人，萬一哪一天身居要津，就算把全江蘇都拱手送人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這種人怎麼可以讓他得志呢？”
    幕客們聽到這種強詞奪理的歪論，隻敢竊笑，可誰又敢同巡撫大人争辯呢？
    靜芝老師由于家世親近之故，對許多晚清人物都有着極為親切的認識。靜芝老師講的這一則小故事，使得我了解的黃公度，不再僅僅是近代文學史上一個挂在“同光體”之下的詩人的名字。我永遠不會忘記，說完這段小故事之後，靜芝老師還說：“要是有人能把這一段往事拍成電影、戲劇，一定會比蔺相如難秦王還要精彩！”
    （回雪摘自九州出版社《南國之冬》一書，本刊節選，李曉林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