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翁同龢

   
    徐飛
    李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中，主角譚嗣同以身殉道、康有為憂國憂民、光緒帝放手一搏的故事，讓人讀罷感慨萬千。
    除了主角，配角之一的帝師翁同龢的形象也很感人——他不顧頑固派的阻撓，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招緻忌恨，由此被慈禧太後罷黜。當他離開紫禁城時，與光緒帝師徒二人，依依不舍。他為變法維新搭了棧道，當别人走向前，他自己卻成了墊腳石。書中這一幕感人至深，仿佛翁同龢受了天大的委屈。
    然而，小說中形象高大的翁同龢，跟曆史中的翁同龢判若兩人。真正的他是朝廷重臣，兩朝帝師，在學問上更是舉世公認的大師，但他愛惜羽毛，不敢擔當。主戰的真實動機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展開黃海海戰，北洋水師遭受重創，大清敗局難以扭轉。慈禧太後召見翁同龢，要他去天津與李鴻章一起商讨，可否請沙俄出面調停中日戰争，并保住朝鮮這個藩屬國。
    為什麼要派翁同龢？因為翁同龢并不是隻有同治、光緒兩代帝師這一個身份，他還曾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入值軍機大臣，可以說是大權在握。環顧整個朝廷，隻有他能與李鴻章平分秋色，甚至更勝一籌。
    但翁同龢拒絕接受這個任務，他說：“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償，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與聞，乞别遣。”慈禧說，那咱就不提聯俄的事情了，你去天津責問一下李鴻章為何打了敗仗吧。翁同龢這才勉強答應去天津，但還是嘟囔着什麼“臣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也”。
    此時，日本陸軍已經占領平壤，遼東岌岌可危。若遼東淪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會從海陸二路夾擊京城。值此國難之時，翁同龢最先考慮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聲名，而不是如何維護國家的利益，實在是令人齒冷。
    翁同龢從天津回到北京後，向慈禧詳述與李鴻章見面的情形，并聲稱請俄國出面調停的事情，“以後由北洋奏辦，臣不與聞”。這算是把所有談和的擔子都推到李鴻章身上，自己落得一身輕松。
    在此之前，1894年7月底，日本偷襲大清運兵船的消息傳到北京，翁同龢強烈主戰。作為老師，他的态度左右了光緒帝的決策，促使年輕氣盛的光緒帝對日宣戰。但是，翁同龢主戰的動機卻與光緒帝完全不一樣，光緒帝主戰，是為了保家衛國;翁同龢主戰，卻是想借此機會整一整李鴻章。
    翁同龢極力主戰，李鴻章極力主和，二人鬧得不可開交。翁同龢的門生，同時也是李鴻章部屬的王伯恭想調和二人的關系，便去勸翁同龢不要輕易主戰，誰知翁同龢笑話他書生膽小。王伯恭說：“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翁同龢回答：“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
    也就是說，翁同龢真正關心的不是國家在這場戰争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戰争檢驗北洋軍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陸軍和北洋水師仗打得不好，那麼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對其整肅，打擊李鴻章。
    平心而論，當時日本朝野上下已經急不可耐地要發動侵略戰争，不管大清這邊的決策是止戈還是動武，雙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場。戰争發動的主動權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應該因為“主戰”而為中日甲午戰争的失敗負責。
    另外，翁同龢并不是因為跟李鴻章有私怨而處處掣肘北洋水師。事實上，作為隻懂“四書五經”的傳統知識分子，翁同龢主管戶部，面對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情況，他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節流，而不是開源。但是節流又不能節省老佛爺修園子的錢，結果就隻能在軍費上省錢。實際上，他停止的不僅是北洋水師購買洋槍、炮彈、艦船、機器的經費，還有南洋水師的軍費。他跟李鴻章的不和，其實很大原因是二人的政見不同，私怨隻是摻雜其中。
    但是，翁同龢确實把國家大事當成自己進行政治鬥争的工具。他在主戰時既沒有想過北洋水師官兵的身家性命，也沒有想過宗廟社稷的安危。一個朝廷股肱之臣竟擁有這樣的心理，試問，清朝的國事怎能不敗壞？推卸和談責任
    面對日軍的淩厲攻勢，清政府隻得選擇和談。翁同龢當然知道負責和談的人會招緻舉世唾罵，甚至可能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所以他選擇避開這個任務，推李鴻章出面去收拾爛攤子。
    春帆樓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對李鴻章獅子大開口，僅賠款一項，就要白銀3億兩。談判期間，由于李鴻章被日本青年刺傷，頭破血流，引起國際輿論一片嘩然，日本政府這才同意減少賠款一億兩。
    另一邊，紫禁城裡的翁同龢與李鴻藻力争修改約稿，對光緒帝聲稱：“甯增賠款，必不可割地。”這完全是無用的話，誰都知道割地的危害，光緒帝自己知道“台灣去，則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他不需要這種故作高明的建議，他需要的是一個如何能夠不割地的良法，但是翁同龢等人顯然對此束手無策。
    李鴻章心裡很清楚，一旦在《馬關條約》上簽下名字，自己将遺臭萬年，所以後來他說：“七十老翁，蒙漢奸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
    就國家利益的得失而言，大清輸得慘不忍睹，但是從打擊政敵的成果來看，翁同龢大獲全勝。李鴻章不但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要職，還喪失了一世英名，從此門庭冷落。而翁同龢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後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依然是中樞重臣。雖然他也自責，說自己“上無以對天造之恩，下無以慰薄海之望”。
    諷刺的是，在總理衙門大臣的任上，他并沒能保住自己的英名。當德國強占膠州灣，逼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時，翁同龢還想把簽字的任務推給别人。但現在他是總理衙門的一把手啊，他不簽誰簽？光緒帝命令他必須簽。條約簽完之後，翁同龢痛苦萬分：“以山東全省利權形勢拱手讓之腥膻，負罪千古矣。”這個時候，他想的依舊是自己将遺臭萬年還是流芳百世的問題。
    誠然，李鴻章的個人缺陷也很明顯，他一手打造的淮系軍隊有着強烈的私家軍隊的色彩，而這一點恰恰是翁同龢等清流派官員所無法容忍的。但是，李鴻章好歹願意做這個帝國的“裱糊匠”，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名節;翁同龢則相差太遠，翁同龢可以引經據典、義正詞嚴，但受格局和眼界所限，他面對政治難題時一籌莫展。當社稷處在危難之時，他又太愛惜羽毛，隻會推卸責任，龜縮幕後，将自己保護起來。作為一個股肱之臣，他這種沒有擔當的作為，真的是連“裱糊匠”都比不上。
    （朝儀摘自天地出版社《曆史的榮耀》一書，黎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