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文化為什麼迷人

   
    韓松落
    很多人都有過武俠夢，尤其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長大的我們，都讀過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獨孤紅、陳青雲。成年以後，我開始認真思考，武俠小說好看在哪裡？武俠小說為什麼會成為“通俗文學”中的“最大公約數”？
    華人作家張北海的小說《俠隐》或許能為我們揭曉這些問題的答案。
    當代武俠小說家梁羽生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要比“武”更加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因此在武俠小說中，更重要的是如何體現俠的精神，而不是表現俠客有多麼高深的武功，或者憑武功打赢了多少人。
    而在“俠”這個概念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報恩和報仇。恩情和仇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一種處理人倫關系的準則。更重要的是，報恩和報仇也是一種生命的準則：一個人把自己的生命與報恩和報仇牽系在一起，看起來非常快意，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對自己生命的輕視。在報恩或者報仇的過程中，自己的人生被擱置，自己的生命意義被轉移，恩怨情仇成了浪漫的終極目标，為恩怨情仇付出的所有，都成為一種輕易又慎重的努力。
    《俠隐》這部小說，就是從一個報仇的故事開始的。
    故事的主人公李大寒是一個年幼便失去雙親的孤兒，一歲多時就遭人抛棄。幸運的是，他被一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人士收養了，這個人就是太行派掌門人，人稱“太行劍”的顧劍霜。李大寒在師父一家人的撫養下長大，他品行端正，武藝超群。不久後，顧劍霜就決定将掌門的位子傳給他，并将李大寒的師妹許配給他。然而，一場突發的滅門慘案，讓李大寒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原來，早已被趕出師門的太行派弟子朱潛龍，因為自己身為大師兄卻沒能得到掌門之位，同時被自己的師弟搶去了鐘情已久的師妹，心生妒忌并懷恨在心。在李大寒和師父一家人聚會的這天夜裡，朱潛龍勾結一個名叫羽田的日本特務槍殺了師父一家，并放火燒毀了顧家人所在的太行山莊。
    身中三槍并被大火燒傷的李大寒奇迹般地死裡逃生，被一位名叫馬凱的美國醫生救起，躲過一劫。自此，整個太行派就隻剩下李大寒，和一位遠在他鄉、對師門慘案并不知情的師叔。馬凱醫生把李大寒搶救過來後，讓他在一家外國人辦的孤兒院裡生活，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照顧李大寒，并讓他化名為李天然，最後一同去了美國。6年後，也就是本書中故事展開的1936年，李天然以華僑身份回到北平，但他沒有忘記當年的師門慘案。整部小說，就是圍繞着李天然報仇的故事展開的。
    在一個武俠故事中，報仇作為一種目的，不僅可以支撐起整部小說的主線，也能讓劇情更加吸引讀者。既然這是一個報仇的故事，就必然存在一個善惡對立的二元世界觀，這也給整部小說提供了核心矛盾和推動情節發展的動力。這就騰出了更大的空間，讓作者可以在這個框架下放置一些自己的東西。
    中國文學曆史上，武俠小說一直被文人墨客看作一種娛樂性讀物，也就是所謂的市井文學、通俗文學。遊俠用他們的存在方式，提倡着一種挑戰權威、沖擊倫理規範的理想主義精神。它是一條文化副線。因此，直到20世紀之後，武俠小說才借助出版業的興盛和報紙副刊的發達而逐漸壯大，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種獨有的風格。不過，正是因為武俠小說自由度非常大，給了作家巨大的創作和想象空間，可以放置很多“正經”文學作品無法放置的東西，武俠小說最終成為一種具有“綜合”性質的文學類型。
    以《俠隐》為例，在這部小說中，除了俠客李天然為師門報仇這條主線，我們還可以從故事中讀到各種在其他類型的小說中才會出現的情節。比如，對于主人公李天然和女孩巧紅的情感關系刻畫，就是言情小說中才會出現的情節，是所謂“俠骨柔情”;比如小說中對于老北京生活中吃穿用度、房屋建築、胡同街道的大量描寫，是世情小說、現實主義小說中才會出現的細節。所以專欄作家錢德勒說，《俠隐》其實是“舌尖上的北平”“午夜北平”乃至“北平女子圖鑒”。
    簡單總結來說，武俠小說以“報恩和報仇”這個主題，凸顯善惡鬥争的二元矛盾;以扣人心弦的武打，來表現暴力和殺戮情節;以綜合其他文學類型的包容特性，來實現作者更大的寫作自由和更多元的情節内容。以上這些優勢和特點，就是武俠小說引人入勝的重要因素，也是作者選擇武俠這個類型來進行創作的重要原因。
    那麼作者為何要把故事的時代背景放在抗日戰争時期呢？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俠隐》的故事主要發生在1936年至1937年，時間跨度可以說非常短。但是，了解曆史的讀者都知道，在中國現代曆史上，很多對于中國和世界曆史進程有着重大影響的事件，都發生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
    縱觀整個武俠小說的曆史，我們也會發現，武俠小說作家很喜歡把故事放在王朝更替、世事動蕩、戰事頻繁的所謂“亂世”，也就是原有的社會等級劃分和道德倫理發生大變動、大流動的時候。這樣的時代出故事。武俠作品中描繪的江湖世界，充斥着各種秘密社團，人們的行事為人也要遵守另一套法則，是一個不受王法約束的“桃花源”和“烏托邦”。兩個世界之間有落差，有縫隙，也都有重建秩序的需求，這更能出故事，凸顯人性。
    張北海讓“俠隐”出現在民國的這個時間段，自然是為了符合這種“亂世出豪傑”的傳統設定和曆史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民國的社會和封建皇權時代的社會有着本質上的區别。當現代國家和工業文明初步發展成型，各種國家機構和法律法規建立起來之後，過去江湖上“有仇必報，殺人償命”的原始邏輯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會被視為反社會的行為，也隻有在抗日的背景下，李天然快意恩仇的俠客行為才有足夠的合理性。
    但即便這樣，李天然的行動也已經不那麼暢快淋漓了，他不能像過去的武林人士那樣，和自己的對手當面對峙，光明磊落地大打出手、一較高下了。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身“俠隐”，用“燕子李三”的名号來擾亂官方視線，并利用各種人際關系和社會職業來為自己打掩護。
    也就是說，這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能夠容納“俠客”的時代了，也隻有借助這樣一個微妙的時刻，才可以讓我們看到兩個時代交接、新舊交接時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中國傳統的那個俠義江湖跟我們所處的這個凡人世界碰到一起時，人們是如何應對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遊俠精神，與現代社會遵從的法律與秩序，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在大敵當前的曆史特殊時刻，國仇家恨和個人恩怨，這兩者孰輕孰重，誰先誰後——這些問題和矛盾，也正是作者想要通過這部小說來探讨的話題。
    在小說的後半部分，一向希望保持獨立姿态的李天然，終于接受了擁有官方背景的神秘人士藍青峰的要求，在了結私人恩怨的同時，幫他除掉敵對陣營的另外兩個親日分子。李天然逐漸意識到，自己身處的已經是一個不一樣的社會，單純去思考江湖恩怨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如果國家沒有了，任何人都無法安居樂業;武林沒有了，江湖也就消失了。他不僅想要加入秩序重建的隊伍，也想用這種方式，和整個世界建立更多、更深刻的聯系，也就是紮下根來。
    講述這個主題的不隻有張北海，作家、導演徐皓峰的許多故事也在講述“消失的武林”和“消失的舊日世界”，他曾寫過民國時期武林人士的口述曆史，書名就叫《逝去的武林》。
    在徐皓峰看來，武館不僅負責傳授武術，也負責把傳統秩序、倫理、人情、禮儀傳遞下去。但時代變了，這些事物都消亡了，即便存在，也在慢

慢改變形式。他在《逝去的武林》中說，開武館的形式是從民國之後才出現的，因為當時的中國面對民族危機與外國侵略，武術界提出“強國強種”的口号，希望能為國出力，訓練部隊上陣殺敵，武館既是社團招募新人的地方，也是軍隊招募士兵的地方。
    但開武館這種廣收弟子、量産門徒的形式是沒法傳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學習真正的武藝，就必須是《俠隐》中所描寫的顧劍霜和李大寒的師徒關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師父家裡。師父不但傳授技藝，也傳授為人處世的道理，在朝夕相處與言傳身教中，傳遞人生經驗和價值觀。但很明顯，在那個武術被視為“國術”的時代，武術逐漸成了服務國家、保衛家園、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傳統武林的人際關系已經不能适應這種形勢了，武林終于慢慢消失。
    （故淵摘自中信出版集團《故事是這個世界的解藥》一書，本刊節選，朱新建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