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彈和芯片的“經濟學”

   
    譚保羅
    到底是造原子彈容易，還是造芯片容易？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體現了一個人是否具備經濟常識。
    先說答案：造原子彈絕對比造芯片容易得多。為什麼？下面是分析。
    首先是現象——這個世界上，能造原子彈的國家絕對比我們想象的要多，除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些小國家要造，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除中東之外，還有一些小國同樣時常以“我想造”或“我正在造”原子彈為手段，要挾大國和國際社會，來獲取好處。為什麼這種手法屢試不爽？原因在于——它們真的能造出來。
    原子彈的制造技術早已不是秘密，它的壁壘隻有兩個：一是原材料，二是膽量。對于第一個，國際社會一般都通過原材料禁運來限制。對後一個，大家則通過施以壓力或給予好處來化解問題。當然，也有像以色列那樣的，直接去轟炸敵國的核設施。
    總之，原子彈不難造。相比之下，芯片明顯難很多。最核心的原因是：二者對國際協作的要求不同，也可以說産業鍊的長度和寬度不一樣。芯片的産業鍊比原子彈的長很多，也寬很多，它需要國際分工，100%獨立自主的芯片産業基本上不可能存在，而且它極度不經濟。
    在這裡，有必要把芯片的産業環節做一個簡單梳理，至少有四個環節：一是IP版權，二是設計，三是制造，四是封測。
    以手機芯片為例，最前端是IP方案供應商。在這個領域，英國ARM（中文譯為安謀）公司排名第一。第二個環節是品牌商（也叫設計商），三星、華為海思都在這個環節。那麼，方案供應和品牌設計二者有何不同？
    通俗來說，二者的區别在于：方案供應商提供的是附帶知識産權（IP）的智慧設計，即設計一個通用的芯片模闆，模闆并不具備物理實體，而是一種無形的知識産權。方案商将知識産權賣給品牌商，前者一般不會自己出品自有品牌的芯片。
    品牌商将方案買過來之後，在這個模闆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目标客戶的需要，自主進行“再次創作”，最終完成芯片的設計和開發。華為海思就是品牌商，它持有芯片的品牌。其他的品牌商還有三星、蘋果和高通等。
    第三個環節是生産環節的制造商，主要廠商包括台積電、三星、中芯國際和華虹等，它們承接品牌商的制造外包。中國大陸的“軟肋”，正是位于這個環節。台積電在這個環節一度占據全球份額的50%以上，它有頂級的技術和制程，華為海思的芯片找它代工是一種最優選擇。也正因為這樣，美國的一些政客才對台積電施加壓力，迫使其斷供華為。
    最後一個環節是封裝和測試，它對技術的要求相對沒那麼高，A股很多芯片概念的炒作題材公司都位于這個環節。
    除了以上四個環節的“深度”，芯片産業鍊還有着“廣度”，即每個環節的廠商，他們還需要其他高技術供應商的配合。比如在制造環節，光刻機是最核心的設備，而其主要制造商是荷蘭ASML（中文譯為阿斯麥）公司，以及一些日本、美國企業。ASML公司被吹得很神，它的确也很神。
    芯片産業鍊的複雜遠遠不止于此，某種程度上講，原子彈是可以“閉門造車”的，但芯片絕對不行，它必須在開放的環境之中來完成。
    到底造誰更容易？這既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芊芊摘自《南風窗》2021年第4期，畢力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