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遊

   
    張宗子
    勃拉姆斯
   
    我在那些奇怪的夜晚遇到他們
    太熟悉了，不需要問候
    也許傾談了很久，直到露珠滿天
    也許視若不見，宛若路人
    在分手時禮貌地一笑
    他們的面孔似乎令人不安
    熟悉到不願重溫，陌生到難以回避
    高貴中藏着未來的醜聞
    ——嘉憶，2007。
    19世紀的德國大指揮家漢斯·馮·彪羅，将巴赫、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稱為古典音樂中的“三B”，因為他們姓氏的第一個字母都是B。其中的後“二B”，一直是我心之所愛。我也可以添上布魯克納，湊成自己的“三B”。布魯克納是我年紀大了才慢慢喜歡上的，喜歡他的笨重和冗長，喜歡他的緩慢和固執。這一切，構成他的憨厚。得道者，要麼天生才智過人，心有靈犀，要麼滿腦袋呆氣，踏實而固執，近于愚笨。可見最近的路就是最遠的路，而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最不可靠的，是既不夠聰明，又不夠笨。世人自矜的，就是這樣的聰明。不過，我對布魯克納的喜愛，無法與對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相比，正像高适在我心目中不能和李白、杜甫相比一樣。放在10年前，對于布魯克納動辄長達20多分鐘的慢闆，我是沒什麼耐心聽的。現在，時間雖然并沒有更豐裕，但我學會了從容，學會了等，學會為了幾分鐘輝煌壯麗的高潮，在幾十分鐘的輕抹慢撚中抽枝長葉。
    那天，在回程的地鐵上，我聽着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讀新買的第二和第三交響曲合集的唱片說明書。看到一處，樂不可支。
    勃拉姆斯是個創作态度極為嚴謹的人，對作品不厭修改，務求完美。他對貝多芬敬佩如神，家中供奉着一尊貝多芬的大理石胸像，俯瞰着他的寫作之處。貝多芬的9首交響曲豐碑在前，朋友和民衆都期待他踵武先哲，寫出一樣深刻莊嚴的作品。對此，勃拉姆斯感到壓力很大。從1854年21歲時開始動筆，《第一交響曲》的完成，至少花掉了他14年時間，到1876年首演時，他已經43歲。
    《第一交響曲》的成就立即獲得大批評家漢斯力克的肯定，彪羅稱之為“貝多芬第十”。《第一交響曲》和貝多芬作品的密切聯系是顯而易見的，它和貝多芬的“第五”一樣，都是強有力的c小調，結束于經由鬥争而獲得勝利的C大調，命運的動機也來自貝多芬的“第五”，而終曲的主題則和貝多芬“第九”的終曲如出一轍。當人們指出這一點時，實心眼的勃拉姆斯頗為郁悶，覺得這像在指責他“抄襲”。實際上，他引用貝多芬，意在表達對樂聖的敬意。
    使我覺得可樂的是他嘟嘟囔囔說出的那句話：“像貝多芬？傻瓜都看得出來。”
    《第二交響曲》不搞英雄與命運搏鬥最後赢得勝利那一套，結果，人們說，這是勃拉姆斯的“田園交響曲”。事情還沒完，剛正爽利的“第三”，又被比作貝多芬的“英雄”。隻有最後一首，不那麼容易聽的“第四”，沒法簡單地套貝多芬了。“第四”沉郁而雄壯，和貝多芬的區别，好比杜甫和李白的區别。
    聽勃拉姆斯，我想到《周易》的乾卦：剛健中正，像日月星辰的運行一樣精确嚴密，像物理學基本定律一樣氣魄宏大，同時簡潔優美。這一點，貝多芬也不見得處處都能做到。勃拉姆斯之後，則再無第二人。
    事實上，勃拉姆斯的音樂語言也像《周易大傳》，精确，嚴密，剛勁，銳利，節奏明朗，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感，然而不失溫暖和親切。以散文作比，他非常接近韓愈，也有蒙田的精神。以詩作比，則秀麗大度如王維，織體綿密如老杜，胸襟恢宏如半山老人。有人說他骨子裡是感傷的，比如在《第二交響曲》的第二樂章裡。他的室内樂多半委婉深曲，不是欲說還休，而是始終保持節制。在勃拉姆斯這裡，我終于明白：節制出于自尊，和矜持無關，節制是一種高貴。
    知道節制，勃拉姆斯有多少情緒，都能安排得像幾何一樣純淨。沒有冗餘，也不缺乏。在他的交響曲任一樂章的中途，我都無法停下來。不是沉迷于哀傷纏綿的旋律，而是他的音樂織體太強大，不可能撕裂打破。我走在路上，戴着耳機聽，時時要為他的曲子多走一站路，隻為把一章聽完。
    有人對我說，你喜歡勃拉姆斯，是因為性格相似。勃拉姆斯漫畫像
   
    勃拉姆斯的性格和習慣，常被提到的有幾點：
    他和貝多芬一樣熱愛自然，喜愛在維也納郊外的林中散步。他終身未娶，對小孩子有特殊感情，随身攜帶糖果，散發給他們。他不擅長和成人交往，他的學生古斯塔夫耶納說，有人說他脾氣不好，那是不準确的，勃拉姆斯是一個再可愛不過的人。他對朋友講義氣，很大方，自己的生活卻很儉樸，盡管他成名後相當富裕。他住一套不大的公寓，亂糟糟地堆滿了樂譜和書。一位管家替他清掃和做飯。他留大胡子，穿便宜的衣服，不穿襪子，人們常以此拿他開玩笑。他把很多錢用來資助朋友和學生，唯一的條件是要他們保密。
    和康德相似，勃拉姆斯的一些生活習慣終生不變，而且行動精确。比如說，維也納的“紅豪豬”酒館，他每日必去。他走路時永遠背着手。由此傳下一幅漫畫：勃拉姆斯負手而行，身邊跟随着一隻紅色豪豬。
    《莊子·田子方》中有一則關于溫伯雪子和孔子的故事。溫伯雪子到齊國去，經過魯國，魯國人紛紛慕名求見，孔子也去了。見面，卻不發一言。子路覺得奇怪，孔子解釋說：“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還有一個故事。孔子見老聃，傾談甚久，出來後，大有感歎，對顔回說：“我對世界的認識，不如醋缸裡的小蟲（醯雞）。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替我揭開蓋子，我哪裡能知道天地的真容。”
    敢于承認自己是醯雞的人，是人中之傑。當有人“發其覆”的時候，他躍身而出，從此優遊于大漠廣野。旦暮之間，得遇發覆之人，是珍罕的緣分。但僅有緣分還不夠。緣分到時，你必須早已準備好。這是雙重的罕遇。
    如果沒有緣分，怎麼辦？
    你自己破覆而出。
    勃拉姆斯和寫圓舞曲的小約翰·施特勞斯是終生好友，就在他去世前，還掙紮着想去看施特勞斯輕歌劇《理性的女神》的首演。韓愈表達對孟郊的仰慕時說：“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别無由逢。”勃拉姆斯推崇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說願以一切所有換此一曲。他曾在為人簽名時抄下《藍色多瑙河》樂譜的開頭幾小節，後面注以“惜非勃拉姆斯所作”！
    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難解之所為。認為凡事皆須有正當理由的人，縱然從螞蟻成長為一列火車，他一生之全部所為，不如改變一朵花的顔色。
    （若子摘自百花文藝出版社《花嶼小記》一書，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