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的馬友友

   
    李斐然
    音樂裡的人類學家
    “……他錄制了超過90張專輯……”——“裡面有一半是我偷學别人的！”
    “……17次獲得格萊美獎（注：現已18次）……”——“忘了這件事吧！”
    “畢業于茱莉亞音樂學院……”——“不，不，不。那是他瞎編的。”
    事實上，所有這些介紹都是真的。馬友友，廣負盛名的天才大提琴家，4歲開始學習大提琴，6歲表演個人獨奏，7歲參加全美電視直播的音樂會，由美國指揮家伯恩斯坦介紹登場，台下聽衆包括時任總統肯尼迪和前任總統艾森豪威爾。16歲之前，他已經和世界最知名的頂級交響樂團合作過，在曆史悠久的音樂廳舉辦過音樂會，錄制發行熱門專輯。他的确在音樂界的殿堂茱莉亞音樂學院上過學，在少年部名列前茅，但後台的馬友友并沒有說謊——距離畢業還有一年的時候，他退學了。
    他花了很長時間去确認，自己要不要成為一個音樂家。離開茱莉亞後，他進入哈佛大學，專業是人類學，當時他非常認真地考慮過畢業後不再拉琴，去當一個人類學家。他在大學期間取消了大量演出安排，專注地研究人，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觀察他們的生活，聆聽别人的想法，跟物理學家讨論，陪哲學家聊天，和生物學教授探讨人，也開始閱讀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讀唐詩宋詞，琢磨《紅樓夢》裡形形色色的人。
    畢業後，馬友友回到了起點，依然是大提琴家，依然和世界最優秀的樂團合作，依然錄制古典曲目，但他變得有點兒不一樣了。他開始出現在更多古典音樂邊界之外的地方。在兒童啟蒙節目《芝麻街》裡，在市民公園的角落裡，在沒有音樂廳的中東沖突前線，在嘈雜的人群之中，馬友友在拉大提琴。
    馬友友熱愛音樂，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真正熱愛的是人”。他關心他人，不是出于一種禮貌的客套，而是發自内心的好奇。“我的人生沒那麼有意思，不值得寫一篇長報道，我也就值得你寫一篇很短很短的小文章。不過，我遇到過很多非常有趣的人，應該說，我的經曆比我有趣多了。”馬友友笑着告訴記者，“音樂是我的空氣，它讓我能夠呼吸。不過，音樂對我來說，像晚上去看滿天的星星，或是看一幅世界地圖，它讓我感覺到在自己之外，有一個更大、更寬闊的世界。我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到一個人眼睛裡那份發現新知的驚喜，新鮮的發現，新鮮的領悟，身邊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嶄新的。我們能從彼此身上學到的東西太多了。”
    這位音樂家在采訪中用多半的時間講述他在其他人身上發現的了不起——中國音樂家吳彤在疫情期間寫了新曲子;太平洋上的漁夫可以憑借海浪識别方向;他的小孫子如何學會了走路;最後一次在中國演出時，他遇到的西安人設計出很棒的建築。僅剩的時間裡，他也很少講自己，反過來問我，困在家裡的隔離日子，你是怎麼度過的？
    正是這樣的馬友友，在新冠疫情暴發的2020年，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同事商量：“有那麼多醫護人員在防疫前線，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隔離在家的日子，他開始在線上拉琴給他人聽。他在自己的書房裡，給超過1800萬個陌生人演奏過改編自德沃夏克交響樂的《回家》《飛越彩虹》，還有“二戰”期間的經典老歌《我們會再相聚》。
    恢複現場演出之後，他和老朋友鋼琴家凱瑟琳·斯托特合作，把這些曲目錄制成一張專輯，并在高雄舉行了演奏會。這張專輯叫《慰藉與希望之歌》，裡面既有德沃夏克、門德爾松、拉赫瑪尼諾夫，也有世界各地的民歌和小曲子，還有電影配樂和流行歌曲，全部是能夠喚起溫暖回憶的熟悉旋律。這一切的開端來源于馬友友在辦公室下的決心，“你看，我這裡有一把大提琴，我可以做點事。”
    2021年3月的一個周末，馬友友到自己家附近的社區學校裡接種新冠疫苗。現場空間很大，寥寥十幾人隔開很遠的距離分散坐着，有負責疫苗接種的工作人員，還有在同時段接種的附近居民。打完疫苗後需要在現場留觀半小時，他又拿出大提琴，戴着口罩為他們拉琴，空曠的大廳回蕩着巴赫的曲子和舒伯特的《聖母頌》，演奏結束後，現場的人們熱烈地鼓掌。當地記者匆匆趕來，但馬友友很快走了，他說，這隻是給他人的“一點回報”。
    他的兒子尼古拉斯說，小時候不明白“大提琴家”的意思，看父親總是拖着一個大箱子去機場，他一度以為父親是在機場修飛機的工人。現在的父親還是一樣，整天拖着大提琴箱，飛往世界各地演出，“他是一個想要給世界帶來改變的人，隻是他的手邊正好有一把大提琴”。找到自己的聲音
    馬友友的父親馬孝駿是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馬思聰的學生，在法國留學完成音樂博士學位，1954年申請回國，因為遲遲得不到回音，隻好拖家帶口去巴黎的餐館打工。馬友友出生的時候，全家生活拮據，住在又冷又舊的小房間裡，後來不得不舉家搬到美國。音樂是他們颠沛生活裡少有的樂趣，他們的家裡常常播放着巴赫，那是父母在和孩子分享美的禮物。
    音樂生涯的起點上，父親馬孝駿也監督兒子練琴，但他要求兒子每天最多隻練習巴赫的兩個小節，能品嘗一點音樂就足夠了。20世紀最偉大的大提琴家巴勃羅·卡薩爾斯聽到7歲的馬友友拉的琴，非常喜歡這個孩子，叮囑他不能隻練琴，“永遠要留些時間出去玩棒球”，并告訴馬孝駿：“不要給他任何限制，讓他自然而然地長大。”
    父母在并不輕松的生活中保護了一個孩子的天真。馬友友沒有參加過音樂比賽，也從沒有因為練琴挨過打，他不需要用音樂掙一條出路，也沒人要求他這麼做。最初學琴的日子裡，父親隻讓他每天練15分鐘琴，練琴是為了學會專注，剩下的時間他們要一起做遊戲，吃好吃的，講有意思的故事。姐姐在家裡拉小提琴，馬友友拉大提琴，兩個人有時候争曲子，“這是我的大提琴音樂，你不能拉”，母親糾正他們，“音樂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音樂是大家的”。她常常請求身邊的人不要稱呼他天才，并反複告訴兒子，你和大家一樣，不是異類，也不是天才。
    在馬友友的世界裡，音樂隻是音樂，和大提琴相處的時間是一天當中最放松之時。6歲的馬友友已經能自己摸索出同一首曲子的不同拉法，每一種發現都是能分享給他人的喜悅，他常追着媽媽演奏給她聽，“你喜歡嗎？”伴随音樂一起長大的是他的好奇心——為什麼大提琴那麼大，而小提琴那麼小？為什麼巴赫會寫這首曲子？他寫這段旋律時，是開心還是難過？為什麼這一小節要這麼拉？還有沒有别的辦法？
    音樂始終是快樂、自由、無憂無慮的，不是謀生工具，也跟尊嚴、地位、生存壓力無關。這份純粹為馬友友赢得了音樂上的成功，也帶來了并未刻意追求過的名與利。16歲的馬友友已經世界聞名，各種聲音都對他說，你是天才。因為音樂，他飛到世界各地，在每個有演奏會的晚上都能收到鮮花和歡呼。聲名讓他的生活變得容易，他能得到任何一場NBA比賽的門票，他跟同學打賭，自己能輕易赢得女孩子的吻。
    那時候，美國作曲家利昂·基爾赫納提醒他：“你是一個了不起的音樂家，但你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聲音。”這個提醒困住了馬友友，自己的聲音是什麼？音樂意味着什麼？
    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伯恩斯坦曾有一個風靡美國的音樂啟蒙節目《年輕人的音樂會》。面對着坐滿觀衆席的小孩子，他讓整個交響樂團配合他的講述，反複演示，向孩子們證明，音樂的意義也許是讓你又哭又笑、浮想聯翩，但音樂本身不構成意義，音樂裡會誕生豐富的感受，但重要的并不是音樂。
    找不到自己的聲音，16歲的馬友友開始抽煙，喝酒，逃課，不按時練琴，下雨時故意

把琴蓋打開，讓大提琴淋雨。他用“瘋狂”來形容自己叛逆的青春期——做一個音樂家？得了吧。從一個音樂廳飛去另一個音樂廳，把古老的曲目拉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音符都在循環，這個職業到底意味着什麼？
    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他又見到了卡薩爾斯。那是在一場音樂會的現場演出中，“當時他已經是一位90歲的老人，幾乎不能再做什麼事了，但是一走上舞台，他的音樂依舊震撼、激昂，那種力量是鼓舞人心的。他已經不能再像年輕時候那樣演奏大提琴，但他賦予每個音符的使命令人久久難忘”。
    卡薩爾斯有一句名言：“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是一個音樂家，第三才是一個大提琴家。”他告訴馬友友，音樂發生在音符之間，應該去尋找音樂中“無窮的多樣性”。馬友友去陌生的世界旅行，見更多人，尋找答案。他看到小酒館裡忘情彈鋼琴的老人，看到在墓地約會的情侶，“我感覺自己離‘人類更近了一些”。
    最大的啟示發生在非洲的旅行途中，所有人圍着火把一起唱歌跳舞，為部落裡生病的人祈福，他不明就裡地跟着唱和跳。過了一會兒他問身邊的人，我們在做什麼呢？後來他說，正是這個答案擊中了他——“我們在創造意義。”
    音樂隻有活在人群中才有意義，這也成為馬友友的音樂母題——當音樂響起，房間裡最重要的是什麼？
    在課堂上、采訪裡、公開或私下的講話中，他一遍遍重複着同一個答案：不是有270多年曆史的名貴大提琴，不是曆代作曲家留下的曲目，更不是演奏這些音樂的自己，而是聆聽音樂的人。“一旦失去這一點，音樂的意義就消失了。音樂的成功不在于演奏的音色多麼美，樂器多麼了不起，而在于它證明了，我們活在同一個世界。我願意為70個人演奏，40個人也可以，一個人也沒問題，因為隻要他從音樂中有所收獲，我的付出就值得了。說到底，音樂是一對一的人的交流，隻要有人需要，我就會想辦法給予他，音樂是我能給他人的回報。”
    大學畢業前，他在哈佛大學的演奏會因為太多人想去聽，有些人沒有搶到票。演出正式開始前，馬友友穿着即将登台的禮服，扛着琴出來，在走廊坐下來，為那些進不去的人先拉了一首曲子。這種行為打破了演出行業的規則，走廊上人聲嘈雜，沒有音響，這種演奏也破壞了古典音樂的神秘、莊重和美，可喧嚣中，大提琴的聲音聽起來特别明亮，那就是馬友友的聲音。
    許多年後，這個聲音依然明亮，在戰亂中的簡易音樂廳，在“9·11事件”的遺址上。父親臨終時，馬友友在他的床前為他演奏了巴赫《無伴奏組曲》的第五首“薩拉班德”舞曲，這也是小時候父親哄他睡覺時給他聽的曲子。父與子的音樂始終清澈而純粹，他們在巴赫的音樂中告别。活成太陽
    作為音樂家的馬友友有一種罕見的松弛。音樂在他的生命中不背負任何沉重的現實意義。最喜歡的音樂是什麼？他的答案是，我喜歡巴赫，累的時候拉一段巴赫會讓我放松，不過要是太累了，我也不願意拉琴，我會用被子悶起頭來，呼呼大睡。“音樂并不比世界更大，不比自然更大，它是一種活法，可它也隻是活法的其中一種。那些讓你開心起來的其他方法，你也可以試一試。”
    他有兩個孩子，是兄妹倆，從他們小的時候起，他就陪他們出去玩，帶他們吃好吃的，教他們開車，但沒有教過他們音樂。“我不知道怎麼享受音樂。我喜歡音樂，但音樂不存在一個‘如何享受的問題。這就像活着也沒有一個手冊，指導我們如何生活、怎樣做才算對。你聽到了聲音，它們構成了音樂，你聽了覺得開心，覺得自己喜歡它，這樣就夠了。”馬友友說，他常常覺得古典音樂有過于複雜的分類，巴洛克、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印象主義、現代主義，“它們隻有一個名字，音樂”。哈佛大學的校刊裡記錄了這樣的馬友友，回學校拜訪老師時，老師的妻子當時正在住院，馬友友答應去病房為她拉一首曲子，作為康複的祝福。等他真的帶着琴進了病房，躺在床上的病人反複說，想吃泡菜。照顧她的人提醒，馬友友專程來看望你了，你想要聽馬友友拉大提琴，還是吃泡菜？聽到的答案還是吃泡菜，這位老師無奈地轉過頭，卻發現大提琴家不見了。半小時後，馬友友一頭汗地跑回病房，懷裡抱着五六罐不同口味的泡菜。
    馬友友會主動适應他人，幾乎所有跟他合作過的音樂家都有這個感覺。他和他的音樂像水一樣，能容納下形形色色的不同。已故鋼琴家萊昂·弗萊舍講述自己有次和馬友友合作，指揮在彩排中途突然改變了對大提琴的演奏提示，這是一次無準備的大變動。他看到馬友友隻是笑了一下，一句話也沒說，很快适應了新的演奏要求，毫無破綻地完成了整首曲子。
    這份随和在頂級音樂家身上偶爾存在，但不常見。一個重要原因是，音樂一旦随和就很難有所堅持。指揮家卡拉揚靠獨裁者般的暴戾實現了柏林愛樂樂團曆史上風格最鮮明的演奏錄音，小澤征爾和村上春樹對談音樂時曾感歎，伯恩斯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音樂天才，但他太“想當一個好人”，總是傾聽大大小小的意見，絕對的平等主義損害了他統領樂團時的威嚴，最後，音樂反而失去了統一性。
    然而，馬友友始終是馬友友。他和世界上所有知名樂團合作過，跟不同風格的音樂家合奏，跟曆史上最強悍和最随和的指揮一起工作，他融入了截然不同的背景，卻保留了自己的聲音。音樂響起時，這個聲音把内部迥異的群體牽絆在一起，實現共鳴。
    或許這才是這位大提琴家真正的天才之處。馬友友活成了音樂的磁鐵，古典音樂不再是一個隻存在于唱片和音樂廳裡的高雅符号，它把原本并不相通的群體吸引到一起，活到了人群之中。越來越多人喜歡上了弓與弦的交響，電視劇、動畫片、好萊塢大片、兒童節目、天文學報告會、婚禮、生日宴會上都響起過馬友友的琴聲。他不止一次帶着琴上電視，一邊拉琴弓演示，一邊解釋音樂裡的哲學。
    馬友友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分享生活”，舉辦一場音樂會的本質是把作曲家、演奏家、聽衆相聚在同一時空，“演奏音樂的唯一目的，是共同見證真理的誕生”。
    他鼓勵自己遇到的每一個人，接觸過馬友友的人稱呼他是“喜悅的放射源”。美國記者克裡斯塔·蒂貝特采訪馬友友時曾問，即便他不“放射喜悅”，一樣能演奏出震撼人心的傑作，音樂的好壞和品格無關，為什麼要始終活成太陽？馬友友是這樣回答她的：“娜迪亞·布朗熱（19世紀法國音樂家）說過，音樂家是牧師，音樂是讓人進入教堂，你要帶着大家把存在升華出更高的意義，至少音樂應該多多少少讓每個人變得更好。當然，我們活到了21世紀，我不太确定這樣的想法還能不能成立，但是我願意試試，試着讓它成立。”
    事實上，音樂回饋了他一份禮物。已經66歲的馬友友在現場演奏時展現出的沉浸模樣，和當年那個初次登台拉大提琴的小男孩一模一樣，他把這個美夢送給了其他人。在他的生命裡，音樂是從未改變過的自由、快樂、無憂無慮。
    在關于馬友友的紀錄片裡，他的開場白是，“讓我來先講一個笑話”——
    從前有一個小男孩，他對爸爸說：“等我長大了，我要做一個音樂家。”爸爸聽完想了想，說：“可是孩子，這兩個願望可沒法同時實現。”
    講完，馬友友自己第一個笑了起來。第一次拉大提琴的時候，他隻有4歲，60多年過去了，人群中依然有馬友友和他的大提琴。
    （晉耳摘自微信公衆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