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糧食安全”

   
    張嵚
    在古代典籍中的記錄裡，最讓人不忍卒讀的，就是對古代災荒的種種描繪，那些“大旱”“大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等恐怖景象，讓多少讀史者讀到心頭滴血，卻也教一些“聰明人”一拍腦袋：“古代動植物資源那麼豐富，沒糧食吃可以捕魚打獵嘛，古人為啥這麼想不開？”
    曆朝曆代的災荒時節，确實常有離鄉背井的流民鑽進山林，靠打獵捕魚讨生活。最出名的就是中晚唐時期，生活在嵩山山區裡的“山棚”之民，基本都是從各地逃荒到這裡的流民。但更殘酷的事實是，在那些破壞力巨大的災荒面前，“捕魚打獵”的法子，基本沒用。
    為何沒用？明末大饑荒時，原籍陝西安塞縣的官員馬懋才，就在奏疏裡來了個現身說法。在馬懋才看來，他自己在全國多地當過官，還從遼東戰場的死人堆裡爬出來過，什麼樣的慘景都見過，大饑荒時卻是“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意思是，哪怕戰場上的屍山血海，都不如饑荒裡的災區慘：陝北鬧旱災後，簡直“草木枯焦”，老百姓隻能跑到山裡吃樹皮、野草，樹皮、野草吃光了就隻能吃泥土，“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保守估計餓死一千萬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慘烈：在直隸、山西、陝西等受災省份裡，“有盡村無遺者”，整個村子的人全餓死。那活着的人都吃什麼？一開始是苜蓿和柳葉，後來就是雜草和樹皮，家家戶戶“經年不見谷食者”。災區的兒童們個個皮包骨頭肚子腫脹，讓他們去“捕魚打獵”，幾乎是癡人說夢。
    所以，碰上這樣的大災，就算能靠山吃山，山裡的動物也大多跑光。特别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災裡，河流大量幹涸，哪裡有什麼魚蝦？就算有，又怎供得起這麼多災民？
    而對處在饑荒裡的百姓來說，“餓死人”往往隻是苦難的開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災民死亡，随後就帶來大面積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饑荒裡的河南地區，就是“瘟疫大作”，開封府治下的陽武縣，就在瘟疫裡“死者十九”，荥陽縣由于死人太多，以緻春季三月時節“路無人行”。然後就是持續的動亂。比如在馬懋才的家鄉安塞，幸存的災民為了活命，就開始“相聚為盜”，而後就走一路搶一路，“而搶掠無遺矣”……而當饑荒引起的動亂發展成規模後，就是震撼全國的大亂，連鎖反應下，周邊原本沒有饑荒的地區，自然被無情波及。還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來說，不隻是災區在動亂裡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區，也在一波波戰亂和橫征暴斂裡受害嚴重。官員徐标途經江淮進京上任，一路看到的是“蓬蒿滿路，雞犬無音”的慘景，他在這個春耕時節走過江淮各地農村，竟連一個種田的農人都看不到……看到徐标奏疏的崇祯皇帝，也是邊看邊流眼淚。可流淚又有什麼用呢？就連這大明王朝，此時都已進入“倒計時”——如果說饑荒好比一個王朝的傷口，那麼接下來因“救災不力”而引發的種種慘狀，就好比各種兇猛的并發症，一輪接一輪地爆發，直到完全吞噬這個王朝的生命。
    所以，比起“讓老百姓捕魚打獵”之類的馊主意，中國曆代王朝在饑荒問題面前，都重點在一樁大事上開動腦筋——如何提升糧食儲備，增強抗災能力。以現在的話說，就是要“重視糧食安全”。
    在這個問題上，從元末大饑荒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明王朝，一度弦繃得緊。明太祖朱元璋開基建國後，除了延續宋、元王朝的“常平倉”政策外，又在全國各地廣建“預備倉”，不遺餘力地儲備糧食。他在位晚期，明王朝就出現了“府縣倉廪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的盛況。甚至在放糧救災方面，明朝官場也一度有“紅線”——官員若救災不力，有可能會被處死;倘若災情緊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經請示，先行開倉放糧。
    雄厚的糧食儲備，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時拉達、利瑪窦等外國傳教士，都記載過明朝“遠比歐洲富裕得多”的盛景。哪怕在萬曆十年（1582年）改革家張居正去世時，此時的明朝依然“太倉粟可支十年”——僅太倉積攢的糧食，就十年吃不完。理論上說，這樣的明朝，扛得住任何饑荒。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國後也牢記着明王朝饑荒亡國的教訓，對于糧食安全不敢放松。特别是雍正年間，經過“攤丁入畝”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糧食儲量達到了驚人的二千八百萬石。乾隆皇帝登基後，更把儲糧标準提高到了四千八百萬石。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糧食政策上無比務實，乾隆年間的救荒政策，不但徹底取消了官定利息，而且有嚴格的“各省互救”國策，千方百計杜絕饑荒。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明、清兩朝都曾高度重視糧食安全，那麼為何在其末世時，都出現了景象慘烈的“奇荒”呢？因為破壞糧食安全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就以明朝為例，雖然明朝曆任帝王，都高度重視糧食儲備，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敗，豐厚的儲糧也成了官員眼中的肥肉，貪占挪用糧食成了慣用套路，就連一度遍布全國的“預備倉”，到了明末也已徹底不見影蹤，許多“預備倉”甚至被改建成了王府。萬曆“親政”的幾十年裡，由于他擅長做甩手掌櫃，明朝的糧食儲備更是銳減，比如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時，天子腳下的京倉，竟然就“僅有兩年之積”，通倉“僅半年之儲”。
    外加明末商品經濟發達，原本作為産糧區的江南地區，大批農田都改種經濟作物。而在全國各地農村，大批農民扔下土地擁入城市，哪怕北京周邊的農村，也是“土曠人稀”，一批批農民進入城鎮礦山謀生。糧食産量自然銳減，就算在經濟富庶的蘇松地區，萬曆晚期的十年裡，糧食價格竟不知不覺漲了一點六倍。繁榮的表面下，已隐藏着巨大的糧食危機。
    晚清年間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禍破壞糧食安全的寫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裡，出于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種了鴉片。比如在重災區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萬畝農田，有六十萬畝種上了鴉片，于是山西境内哪裡産煙最多，哪裡就“餓斃者多”。在山西境内大片罂粟花下，受災百姓多達五六百萬，“每日餓斃者何止千人”。豐厚的鴉片收益，喂飽了極少數蛀蟲，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糧食安全紅線”。
    比起這些慘痛的教訓，更需要後人明白的是，無論身處任何一個經濟發達的時代，“糧食安全”“饑荒”這些字眼，都不是遙遠的詞彙。聯合國最新的報告告訴我們：目前全球就有六點九億人處于饑餓狀态，也就是說至少每十一個地球人裡，就有一個人正在挨餓。從這個意義上說，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頓飯、每一粒糧食，就是當下我輩的“糧食安全紅線”。
    （一米陽光摘自微信公衆号“朝文社”，黎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