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式：基本结构和所有权

19世纪捕鲸探险的融资方式与现代风投大致相似（如图1.3所示）。风投筹资的基本模式是围绕风险资本的中介展开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向有固定期限的基金提供资金，然后风投基金将这些资金配置到投资组合公司中。有限合伙人作为资金提供者，在试图直接投资创业公司时往往面临困难，因为他们既缺乏进行有效尽职调查的基本能力，也缺乏帮助投资组合公司开发复杂新技术的专业知识。而在捕鲸业，资金通常由相对富裕的个人投资者提供，如医生和律师。与他们在风投有限合伙企业的现代同行一样，捕鲸探险的资金提供者几乎没有动力直接投资于捕鲸航行。他们既不了解最好的捕鲸地，也没有雇用船长和组织船员的人脉。相反，他们把资金交给充当中介的捕鲸经纪人。大多数捕鲸探险都是以合伙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少数的资金提供者持有捕鲸船的大部分股份。

图1.3中的组织结构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与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一样，捕鲸业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种制度，为捕鲸经纪人提供充分的激励，使委托人（即作为资金提供者的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经营模式为有能力的经纪人创造了机会，也使专门的人力资本得以发展。就像风投公司的普通合伙人一样，经纪人通常会收取一定的组织服务费，再加上一部分的航行利润。他也可以是股权持有人。此外，船长和船员通过一种被称为分成系统的分红支付机制，在他们成功的航行中持有股份，就像投资组合公司的创业者持有风投支持的创业公司的股份一样，因此船长和船员也有动力确保自己积极表现。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可以通过风投的事前尽职调查、分阶段投资等合同设计，以及对创业者的投后监督得到矫正。从理论上讲，在组织结构中协调各方的激励机制可以创建一个集体激励机制，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样，捕鲸船船员并没有底薪，而是从航行所得的净收入中分得一份。捕鲸船船员的收入结构在整个体系层级中处于底层，但这加大了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因此，即使航行大部分的所有权掌握在外部资金提供者手中，共享所有权的原则也有助于减少代理冲突。由于其重要的意义，捕鲸探险组织中的每一个要素——航行融资、经纪人和船员选择的作用及表现，以及激励分成机制——都值得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图1.3 捕鲸和风投的基本组织结构



航行融资


在航行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捕鲸探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船舶必须专门打造或改装，还需要为多年的航行提供给养。在早期，普通商船也可以用作捕鲸船，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对专业装备的需求增加了。在设计上，捕鲸船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稳定性，以对抗抹香鲸的机动灵活性。尽管捕鲸船加上装备的成本随航行时间和船型而有所不同，但该行业开始依赖外部融资满足其资金需求。戴维斯、高尔曼和格莱特在报告中提到，“19世纪50年代典型的新贝德福德捕鲸探险需要的投资在2万~3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农场的平均价值在1850年为2 258美元，在1860年为3 251美元；而制造业公司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850年为4 335美元，在1860年为7 191美元。19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整个捕鲸业有644艘船舶，排水量为200 484吨，船员共17 594人，因此总的资金需求量很大。1858年的一份关于美国捕鲸系统的领事报告指出了资金需求的强度，报告中说：“在美国，没有任何商业或企业的部门拥有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这些冒险活动都曾获得融资，证明了当时资本市场的活力，以及人们对承担创业风险的广泛偏好。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银行在融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如今，银行一般不进行风投式的投资，同样，银行也不是捕鲸航行融资的主要渠道。银行有多个不同的内部势力和收入来源，从而扭曲了对投资方向的选择。在风投的环境下，银行倾向投资于未来可能需要标准化贷款的创业公司。也就是说，银行会有条件地选择之后可以补充它们现有业务条线的早期阶段的公司进行风投。但是在现有业务中追求更高的利润率，可能与最大化绝对回报并不相符。此外，根据迈克尔·C.詹森和威廉·H.麦克林的理论，如果捕鲸航行由银行贷款提供支持，经纪人很可能会将风险提升到过高水平，因为他知道如果冒险的航行获得了回报，他将获得正收益，但是如果航行出了问题，不良的后果将由债权人承担。另一方面，使用股权融资将导致股权稀释，并且诱使经纪人产生浪费性的开支，特别是在像捕鲸航行这样的业务中，监督费用特别高昂。从理论上讲，债权与股权的最优组合是债权融资的风险效应与股权稀释的抑制效应边际相等。19世纪的银行还不适合处理这类复杂的激励机制。

在18—19世纪的新英格兰，银行业和捕鲸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私人往来，而不是正式的关系。虽然捕鲸航行的直接融资有限，但银行业和捕鲸业人际网的交叉创造了一个利益重叠的强大网络。纳奥米·拉莫雷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由于资本市场不成熟，而且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严重，银行可以在人际和地区层面开展业务，从而有效地管理风险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资金。这种人际关系在捕鲸业中可见一斑。例如，在新贝德福德，银行总裁和董事也常常是捕鲸经纪人，或者至少与捕鲸家族关系密切。而且这种关系往往是捕鲸业先找到银行业，而不是反方向的。到19世纪50年代末，新贝德福德成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聚集地，其中一些公司的资金来源于捕鲸业创造的财富。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商业银行在1825年获得州政府特许时，其15万美元的股本使其成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以外最大的银行。该银行的创始人、股东和董事都是新贝德福德捕鲸业的创业者，他们还成立了紧密关联的商业保险公司。整个新贝德福德的经济基本上是围绕着亲属关系和群体监督展开的。尽管从美国较远的地理区域，包括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甚至加利福尼亚州，提供资金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正是当地社区的网络结构，催生了有利于捕鲸的融资体系。

在新贝德福德，由于该镇镇民大多信奉基督教教派之一贵格会，人际关系特别紧密。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贵格会一直掌控着这座城市的政治和财富。尽管这种以反对暴力对抗而闻名的和平信仰与捕鲸暴行之间的联系有些自相矛盾，但在某种程度上，贵格会教义与捕鲸之间的契合是很理想的。这个宗教外围群体认为，基于信任的交易是一种比较优势，可以带来“高度的商业诚信和荣誉”。在这样的社区，违反社会和文化规范可能会严重有损自身声誉。这可以促使经纪人诚实且忠心，并且能防止交易关系中出现争执。信任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对捕鲸探险的资助涉及多个支持者。由于普通投资者通常无力负担航行所需的全部资金（从投资组合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想这样做），一种分享捕鲸航行所有权的制度很快出现了。根据戴维斯、高尔曼和格莱特的说法，“将船只的所有权划分为1/16、1/32或1/64是很常见的”。这意味着，即使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中等收入者”，也可能在一次航行中拥有3%~12.5%的所有权。

虽然富裕的精英阶层往往可以在一次航行中持有更多的股权，但考虑到图1.1和图1.2所示的航行结果的不确定分布，融资多元化是有意义的。乔纳森·伯恩是一位成功的新贝德福德商人，后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