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介的经纪人和他们的业绩

经纪人在捕鲸探险中起着关键的协调作用。他们像风投家一样，是组织和监督的中介。经纪人不仅负责选择捕鲸船，他们还与船长一起确定必要的装备和船员。他们与船主协调，做出有关保险的决定，并就目标鲸鱼的种类和捕猎地区的地理范围向船长提出建议。查尔斯·W.摩根的记录很好地展示了经纪人的情况。他出生于费城的一个贵格会家庭。作为合伙人加入老威廉·罗奇和老塞缪尔·罗德曼的商业公司时，他在新贝德福德首次崭露头角，后来他成为一名独立的捕鲸探险的资助人和组织者。1834年，他写信给一位船长说，他的捕鲸船“现在正准备出海，作为经纪人，我必须告诉你，这艘船将开往太平洋。它能撑30个月，我们希望你能航行20~24个月去搜捕抹香鲸，如果到时候鲸脑油还没装满船舱的话，就装满鲸油。具体前往太平洋何处，由你决定，不过我们建议到新西兰附近去，在那里可以捕到露脊鲸和抹香鲸，那将会很不错，特别是在航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可以捕到露脊鲸”。

经纪人会利用以前的航海日志对捕鲸地区进行尽职调查。这些日志是船长和大副每天做的笔记，提供了有关鲸鱼出没、天气、地点和船员士气的详细信息。在航行结束时，日志变成了经纪人或船主的财产，借此积累相关知识。虽然捕鲸经纪人可以允许他们的船长使用密码本，以使船长们在类似但并非完全相同的航行合作中秘密通信，但一般来说，保密是最重要的。“这本日志交给你保管，谨记，其中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一位船长接到这样的指示，“这是一项荣誉，除了我方船长以外，不要直接或间接地把它的任何内容告诉任何人，也不要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得到日志。”

经纪人的监督功能在本国港口以外也十分重要。在捕鲸探险期间，经纪人必须与船长协调，分阶段进行投资，并确保在海外也有能力为船员提供食物和更换设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全球通信相当落后的时代。从遥远的港口用轮船寄出或收到的信件如果没有丢失，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送达。经纪人要从收到信件的船员家属那里获取信息。例如，新贝德福德的威尔科克斯和里士满捕鲸公司在伦纳德·吉福德掌舵“希望”号的时候，曾与他的母亲、妹妹和未婚妻通信。信息有时是从最不为人知的地方传递过来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一个小岛圣玛利亚成为一个邮寄中心，因为它是太平洋上的捕鲸船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1792年的《邮政法案》为广泛的邮政网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直到19世纪中叶，在新贝德福德、旧金山和檀香山等遥远的地方才出现了系统的邮政服务。

捕鲸经纪人往往有自己的动力来最大化航行的价值，因为他们持有大量的所有权股份。据记载，查尔斯·W.摩根在1823年12月至1856年9月至少在42次航行中持有股份。1841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捕鲸船“查尔斯·W.摩根”号起航，斯塔巴克记录了其于1841—1877年的10次航行，大部分在太平洋。据记载，摩根只在前两次航行中担任了经纪人，这一角色在1849年传给了爱德华·M.罗宾逊，在1853年又传给了豪兰家族，摩根去世两年后的1863年又传给了J. & W. R. Wing公司。摩根从捕鲸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1855年，他在新贝德福德最富有的纳税人名单上名列第八。

从税收记录中获得的新贝德福德财富的相关数据表明，捕鲸业可以系统地积累大笔财富。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到中期，新贝德福德的人口只有2万多，但应税人口（不到总人口的3%）的人均财富达到了惊人的34 965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捕鲸经纪人的平均财富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63 725美元），而经验最丰富的经纪人的财富比这还要多得多。到1856年，组织过不下20次航行的新贝德福德捕鲸经纪人的平均财富为112 642美元。因此，新贝德福德贸易局在1889年评论说：“我们的财富、人口和进步都是这个行业的成果，而且我们在世界城市中的地位和声誉都要归功于它的成功实施。”捕鲸所产生的投资回报被再投资于未来的航行，这使得财富积累的循环得以延续。捕鲸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1853年，《纽约时报》自信地宣称，新贝德福德“可能是美国最富裕的地方”。

当然，捕鲸经纪人的财富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捕鲸航行带来的收益流。图1.4绘制了戴维斯、高尔曼和格莱特的数据中排名靠前的29位经纪人在1 566次航行中的平均利润率。这29位经纪人每人至少负责组织了40次航行，因此收益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因为经纪费用在这些计算中被视为成本，所以利润率代表了扣除费用后的平均航行净收益。例如，从图中可以看出，大卫·R.格林公司在33次航行中利润率为负，而吉迪恩·艾伦父子公司在1830—1887年代理的64次航行中利润率达到惊人的59.2%。吉迪恩·艾伦父子公司的利润率是竞争对手同年平均利润率的4.4倍。吉迪恩·艾伦父子公司代理的“米尔伍德”号捕鲸船在1864年的一次为期6个月的航行中，捕获了价值172 841美元的战利品，利润率超过3 000%。这超过了图1.4中98.5%的航行所获得的价值。至于剩余1.5%的航行，最短的也花费了30个月，是它的5倍，而其中最长的一次长达惊人的8.6年。尽管吉迪恩·艾伦父子公司的平均利润率为59.2%，但利润率中位数仅为4.9%，这显示出偶然的、巨大的命中对长尾投资组合回报产生的影响之大。



图1.4 排名前29位的捕鲸经纪人的收益


数据来源：Lance E. Davis, Robert E. Gallman, and Karin Gleiter, In Pursuit of Leviathan: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Productivity, and Profits in American Whaling,1816–190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448–449

为了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收益，再来看另一组收益数据。数据比较全面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在1830—1887年的复合年收益率仅为7.6%。在吉迪恩·艾伦的管理下，吉迪恩·艾伦父子公司的表现很出色，他的儿子吉尔伯特·艾伦在19世纪50年代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并在父亲去世后完全接管了公司。有一种解释说这种强劲的表现只是机缘巧合。事实上，一份1851年的马萨诸塞州富人榜将吉迪恩·艾伦描述为“捕鲸业的幸运者”。这类似于一句经常被引用的现代风投格言——“我宁愿幸运也不愿聪明”，以及有关风投业绩的决定因素是技能还是运气的争论。

在与现代风投进行类比时，还有几个关键的业绩特点值得强调。捕鲸经纪人的业绩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高度的持续性。超过一年表现出色的经纪人可能会一直表现出色。如果能够招募到合适的船长和船员，并且能有效地管理航行时，经纪人将表现出色。由于收益存在持续性，最好的捕鲸经纪人可以为他们的服务收取额外费用。费用有两种形式：组织航行的费用和在航行结束时确保鲸鱼产品销售的费用。戴维斯、高尔曼和格莱特的报告称，在19世纪70年代初“卡罗”号的航行中，经纪商塔伯—戈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