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泡沫、风险和多元化

捕鲸业和风投业之间的一些主要相似之处也值得注意，首先是二者不可磨灭的周期性特征。捕鲸业的某些周期性与该行业的季节性有关，但除此之外，捕鲸业的特点是反复出现的繁荣和萧条期。在特定的捕鲸地，回报极其不稳定。与风投组合公司一样，航行也是一种结果不确定的高方差投资。它们极易受到捕鲸产品在港口的价格波动和海上天气的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捕鲸行业的经纪人们都很老练，但他们在减轻特定类型的风险方面却收效甚微。从理论上讲，捕鲸业的总体风险包括不可分散和可分散的部分。例如，1812年美国对英国宣战，新贝德福德的捕鲸船队就暴露在英国海军面前。1812—1814年，没有新贝德福德的捕鲸船起航。后来，在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尽管北部联邦海上保卫能力强大，北部捕鲸船还是遭到了南部邦联的私掠船的攻击。对于这些意想不到的、不可分散的事件，经纪人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不过，其他风险是可以分散的。考虑到可供捕鲸的范围，即使是恶劣的天气也是可以避免的。

埃里克·希尔特在一项全面且综合的实证分析中指出，捕鲸者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像北太平洋这样的公共区域，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前往北太平洋的航行大约占捕鲸航行次数的一半，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有效的地理多元化机会。虽然在其他捕鲸地区产生的回报可能要低一些，但在这些地区航行的风险与在北太平洋航行的风险其实是不相关的。因此，当白令海峡（连接北太平洋和北冰洋的狭窄水道）在1851年年末被严重的浮冰堵塞时，这个季节的捕鲸就以失败告终了。由于航行不均衡地集中在这一地区，投资者实际承担的风险比他们需要承担的还要大。投资回报之所以会受到影响，是因为原本可以分散掉的冲击反而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前往北太平洋的航行被过度资助了。

认知偏见和组织选择有助于解释这种失败。关于认知，众所周知，羊群行为的产生是因为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未来的信号不完善。先行者提供的信息会影响后动者的决策，导致经济行动者产生模仿行为，即使后动者得到的信息本应鼓励他们做出相反方向的决策。捕鲸船船长只是简单地跟随其他捕鲸船船长的行动，以至“几乎无数的船只”在相邻区域追捕鲸鱼。也许，对于一个急于保护自己声誉的捕鲸船长来说，与其冒着独自失败的风险，不如与其他航行一起失败。同样的认知偏见也会影响风投家，导致投资集中在特定的时间段和行业。

与此同时，捕鲸业盛行的组织模式也阻碍了更好的多元化战略。如前所述，捕鲸业由合伙企业主导，而不是由所有权更分散的公司主导。由于大多数捕鲸航行都是私人持股的合伙企业，股权通常不会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而在公开市场上，股票的定价本可以鼓励航行的地理区域多元化。如果可以进行公开市场交易的话，那么在航行风险与行业风险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就像大多数美国捕鲸船驶往同一捕鲸地区一样），该航行的股票价值就会打折扣。与此同时，被派往不同地方的船只（这使得行业风险与航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的股份将会有一个相对的溢价。简而言之，如果捕鲸业的风险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该行业的投资本可以更加多元化。

错失了创造多元化的机会是有原因的，这与前面讨论的合伙企业集中所有权的压倒性优势有关。外部投资者需要得到经纪人和船长共同持有股权的保证，但这限制了可供外部投资的股权数量。合伙企业只是一种更好的管理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动态的组织形式。因此，捕鲸涉及在复杂的权衡约束下实现航行组合预期价值的最大化。一方面，私人持股的问题限制了某些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包括捕鲸航行的地理区域多元化。另一方面，在一个存在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的世界里，捕鲸合伙企业有助于协调船主、经纪人、船长和船员之间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