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限合伙企业的实践案例揭示了该行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演变过程。但是，尽管有限合伙制结构已经在DGA的引领下成为当时的主要组织形式，但该行业还没有得到广泛发展。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美各地实质性的风投公司还不超过30家。而这些实质性风投公司，包括格雷洛克和文洛克创投在内，按照现代标准来看投资资本池都相当小。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风投的供给侧受到关于将养老基金用于投资目的的政府政策关键变化的强烈影响时，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养老基金问题很早就在政治辩论中变得突出，而且正在通过改变其资产配置领域为养老基金的发展助力。通过给予养老基金更大的自由度来投资包括风投在内的其他领域，政府刺激了企业融资供给。尽管ARD成功释放了机构资本，但有限合伙制并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行业的规模。
这项养老基金政策转变主要是由劳埃德·本特森推动的，他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拥有保险业经验，是改革的主要支持者。1977年，在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私人养老基金计划和附带福利附属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小企业专责委员会提供的国会证词中，他提到“私人养老基金资产由位于少数地区的极少数金融机构管理”。本特森这种金融集中的言论，与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基金董事会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末创立ARD前几年的言论非常接近。正如第四章所述，格里斯沃尔德痛斥新英格兰地区近一半的财富集中在信托和保险公司手中的事实。但相比格里斯沃尔德，本特森看到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并指出这种集中使这些机构“对美国的经济生活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权力”。他继续在证词中主张说：“由单一养老基金的基金经理组成的投资委员会主导股市交易，会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形成实际上的价格操控。”
虽然本特森的证词主要提倡实施保障措施以防止股票市场中养老基金权力的集中，但他也主张进行更广泛的改革。本特森试图改变针对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的谨慎人规则的严格解释，该法案旨在制定信托标准，以保护持有私人养老基金和健康保险的个人。谨慎人规则源于1830年马萨诸塞州关于尽职调查和过程的普通法判例。它指出：“可以要求受托人忠实行事，并行使合理的自由裁量权。他要观察谨慎、慎重和聪慧的人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不能投机，而要在考虑可能的收入以及投资资本的充分安全性的情况下对资金进行永久处置。”
《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将违反谨慎人规则的行为定为联邦罪。它制定了统一信托标准，要求基金管理人员“在细心、有本事、谨慎和勤奋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以同样能力行事且熟悉此类事项的谨慎人在经营一个具有类似特性和目标的事业时同样需要拥有的细心、本事、谨慎和勤奋”。这项立法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基金经理可能会因为投资行为不当而承担违反信托义务的责任。此前养老基金经理只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他们可以通过在免责条款的基础上签订合同从而创造性地绕过这些法律。其次，因为涉及投资实践，“谨慎”的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存在违反信托义务的巨大不确定性，为职业生涯考虑的基金经理会合理的避免进行风投。正如本特森所说：“没有人会因为通用汽车或IBM的股票下跌而对基金经理提起诉讼，但如果基金经理投资不知名的小公司，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即提起诉讼）。”
虽然该规则旨在使计划参与者和受益人的投资更安全且投机性更低，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它有悖于与最优投资策略相关的一些基本原则。原则上，该规则将投资视为单一资产，而非可以在特定市场风险水平下对其进行优化以最大化预期回报的投资组合中的资产集合。相应地，它忽视了多元化的好处。最后，它优先考虑保护资本和避免投机，这将导致对政府债券等“安全”证券的过度投资，养老基金极易受到通胀风险的影响。
本特森提出的证据表明，《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解释下的谨慎人规则严重限制了投资流入风险资本，无论养老基金进行直接投资还是通过与风投公司的中介关系进行投资。另一位专家提供了定量证据，“自《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通过以来，养老基金几乎没有对风险资本进行投资。据我们所知，1974年和1975年的水平为0，而在1976年投资额可能为500万~600万美元”。
普遍而言，本特森的论点与20年前提出的支持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论点类似。他表示：“近年来，小企业连起步都变得特别困难……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潜在的‘施乐’或‘宝丽来’未能创建……就因为缺乏启动资金。”本特森主张修改谨慎人规则，允许养老基金将2%的资产投资于已缴资本不足2 500万美元的公司，或者投资于投资这种性质的公司的风投公司。
在国会听证会上，本特森倡导改革的努力受到了一系列行业专家的支持，其中包括一位关键人物——戴维·T.摩根泰勒，他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风投公司摩根泰勒创投的高级合伙人和创始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摩根泰勒是国家风投协会的主席，该协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代表风投和私募股权行业利益的行业协会。
在摩根泰勒提供证词时，该协会有大约70名成员。它存在的事实表明风投行业的演化已经度过了新生阶段。在他的证词中，摩根泰勒加入了该协会撰写的一份报告——《新兴创新公司：濒危物种》。报告主题是创业企业是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最强大的引擎，但由于各种因素，包括《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的谨慎人规则，创业部门正在萎缩。国家风投协会还推动修改税收立法，以加强资本形成，并为投资者创造激励机制。这份报告很重要，因为它强调了风险资本市场并非孤立于更广泛的监管环境。实际上，它表明对公共政策的关注是风投行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最重要的是，该协会的报告预示风投家将继续成为积极的游说者。
尽管1977年两次试图引入正式立法允许养老基金投资风投均以失败告终，但在1979年夏天，针对《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一项明确修正案被悄然引入。这使得对谨慎人规则的解释更为灵活。只要“特定投资”被计入“为了进一步实现（养老基金）计划的目的……考虑到与投资相关联的损失风险和收益机会……”，就算尽到信托责任。换句话说，这使得养老基金计划可以通过整体投资组合方法管理总风险敞口，而不是对每一项投资单独进行风险分析。通过明确投资规则，《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修正案为养老基金创建了一条参与投资高风险资产类别的途径。
新法律带来了养老基金对风投投资的急剧增加。1978—1979年，养老基金对风投的承诺份额增加了一倍多。保罗·冈珀斯和乔希·勒纳的研究表明，《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修正案与1979—1994年养老基金在风投行业的实际承诺资本相对于修正前时段大幅增加相关。虽然一些风投公司对这种发展不屑一顾——因为养老基金经理仍然强调短期业绩，这阻碍了创建可持续的初创企业——但这代表了该行业历史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恰逢其时，因为当时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机会与日俱增，这是包括半导体芯片和微处理器在内的创新商业化的时代。风投行业的需求和供应正在趋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供求双方将越来越多地处于同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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