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真相会带来帮助还是伤害

我们知道应该尽量说实话，但有时候小小的谎话能让他人感觉更舒服，也能表示出你对他人感受的尊重。利娅的婆婆萨莉的厨艺很糟糕，每到傍晚，萨莉就开始在厨房忙里忙外，她的丈夫此时便会从椅子上跳起来，说：“萨莉，你累了，咱们出去吃饭吧。”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快乐地重复着这个过程。我们是否应该对彼此坦诚相对，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在我们看来，说话直截了当的程度取决于特定的情境和你的动机。

利娅

2005年，伊拉克战争进展不佳，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日渐高涨，在白宫活动中邀请表演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安排表演者的日程本来就十分棘手，因为这些人的日程经常提前数年就定好了，或者在白宫活动当天要出国巡演。要找到一位“在美国，当晚未被预约，愿意义务演出”的表演者非常需要运气。那一年，我们还需要在表演者被邀请条件中加上“并非坚决反对布什政府”这一条。十分尴尬的是，当小布什总统在别处参加活动与表演者会面时，他们会谎称自己非常期待在白宫演出。之后总统向我提起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会再去联系表演者，他们却纷纷改口说没有时间，每次都是如此。

总统日理万机，不会关心特定的名人是否来过，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严重。直到有一次，在高级幕僚的圣诞宴会上，我恰好坐在他身旁。总统告诉我，他与一位当时大受欢迎的乡村歌手聊得很开心，对方也说很期望到白宫来演出。然而就在一个星期之前，我刚刚与这位歌手的经纪人有过电话交流。这个经纪人不仅仅是拒绝了我那么简单，而是说：“想都别想！”我没有过多犹豫就把实情告诉了小布什总统。我看到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当时我真希望自己能收回刚说过的话。小布什总统在最猛烈的政治攻击面前总是泰然自若，我从没想过他竟会把一个艺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立刻说，我很肯定这位歌手只是因为日程冲突才来不了的。但后来我明白过来，当总统提起这位歌手时，我应该附和说要是能请来白宫演出就好了，然后再告诉他我会去联系。坏消息可以先不说，避免进一步的伤害，或者我至少可以说得更婉转一点儿！

杰里米

我自己也曾听到过残酷的实话，这让我自己在说出实话之前，总会先经过慎重的考虑。2015年2月，就在我做社交秘书任期结束前的三个月，Vogue杂志做了一次关于白宫社交办公室的详细企划。作为社交秘书，我自始至终尽量保持低调，几乎从没有接受过采访。这次我要和同事一起接受采访、拍摄照片，我感到十分激动，也有一些紧张。我们都很担心自己的衣着无法达到这本奢华的杂志的标准，但同时又很期待。

然后有人告诉社交办公室团队，有一些人对社交办公室获得过多的关注很不满，他们觉得自己才应该成为杂志文章的中心。将此事告诉我们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感到不快，而且这还是我们第一次从那些人身上感到敌意。原本欢乐积极的工作气氛就这样为之一变，这种所谓的“诚实”将一次激动人心的特别体验涂上了不愉快的色彩。

为了保护宾客，让他们时刻感到宾至如归，我们常常要说半真半假的话，偶尔也需要说谎。比如，我们会重新解释他们抱怨的情境。

“您不喜欢这次演出的座位吗？但这里是整个大厅音响效果最好的位置，您可真幸运！”

“我为您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今晚的正式晚宴中，您的邻座将是州长千金。从州长子女的角度去了解州长府上的生活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吗？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让14周岁以下的孩子出席这样的宴会，不过这次是例外。”而事实是，尽管我们都喜欢孩子，但当你受邀前往白宫参加正装晚宴，期待度过一个雍容典雅的夜晚时，与一个孩子邻座也许会将这种体验毁于一旦，无论这个孩子多么可爱懂事。

“我们深感抱歉，您今夜无法与总统邻座。这是因为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特意请求您坐到他那一桌去。我们很少接受这样的私人请求！”

有时，掩盖真相带来的害处比好处更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在职场上与做事不力的人共处，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解决问题，同时又不让他们产生被疏远的感觉。每一天我们都在做出类似的权衡：我是否应该告诉这个和善的新助手，他做记录的时候记下的电话号码都是错的？我如何才能让共事者知道，我已经不再愿意为他的缺席打掩护、弥补他在工作上的疏漏了？

这些同事需要听到真相吗？当然需要。但是，说出真相的形式决定了它的效果。应该有人来告诉新来的前台，我们对她的工作表现抱有怎样的期望。我们可以告诉她，她非常善于接听电话，效率很高，但记录电话号码时要更仔细些，以避免出错，即我们对她的工作评价既要诚实又要保持乐观的态度。在直接报告上级之前，你必须先与同事实话实说。

而在你自身的表现上，当你处于困境时，记住“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总是要比更愤怒的“你为什么没有早告诉我”更容易回答。如果你知道上司必须要了解的重要信息，比如一批销路最好的产品由于运输问题延误到了圣诞节之后，或者你没能及时向客户出账单导致月结账目出了差错，这时掩盖真相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加剧问题，甚至会导致你丢掉工作。在这些情况下，尽快向上司或同事告知实情能表现出你的诚实和对公司利益的关心。

杰里米

我们总是将奥巴马夫妇每年8月在马萨葡萄园岛的几周休假看作赶上工作进度的最好机会。2011年9月第一周，我正在准备一次东翼高级幕僚会议，这将是一个多月以来奥巴马夫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

早些时候，我收到了第一夫人公共联络室主任陈远美发来的电子邮件。她提议，在会上不要提及即将到来的为迎接韩国领导人而举办的国宴。我们最近了解到，这次宴会的时间被设在了10月13日。这封电子邮件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需要确定并审阅宾客名单，仅是这一件事就可能花上6个星期时间，然后我们还得在合理的时间内将请柬送出去。在会议之前我没有机会与陈远美交流，便假定她是不想让议程过于饱和。

在进一步考虑之前，我已经来到了奥巴马夫人面前，向她汇报我们将在秋天举办的无数场活动。在汇报的同时，我也在思考着这个似乎注定双输的局面：我应该忽略陈远美的指示吗，还是应该向奥巴马夫人隐瞒信息？如果我隐瞒，如何能保证她不会从别的地方听到？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简单地说：“我们刚刚接到通知，迎接韩国总统的国宴日期是10月13日。”尽管我能看到奥巴马夫人的表情很吃惊，但我依然继续说了下去，提到预算和其他细节。她提出了自己忧虑的问题，与我的担忧一致，但幸好除此之外，她都十分镇定。

在会上，我始终不敢看向陈远美的方向。后来我去找她，做了唯一一件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我说谎了。我告诉她，我在会议之前没看到她的邮件。我本可以说“很抱歉我们没有时间早点儿讨论这件事”，然后再解释我的想法，但当时我的直觉是对上级坦诚，而不是与同事一起掩盖真相。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对陈远美说出了事实。我们都笑了，她原谅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