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天暗地

第二天早上，我暗自思忖：要是今天行为正常，三餐按时，入睡准点，那就说明没问题了。然而，事与愿违。当晚仍旧整夜失眠，此后夜夜无眠。短短几日，身体危如累卵，生活乌七八糟。

一扇暗门“咣当”在脚底打开。不再挣扎起床，不再忙碌穿衣，焦虑令我胆战心惊。以往每日迎接我的恐惧，现在看来只是走向疯狂的温柔序曲。我不再担心睡不好或不能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和好记者了。是时候找个专家看看，解决这些诡秘莫测的问题。

某天傍晚，我们去家附近的一家医院拜会费希尔医生。他答应了我们看急诊的请求。治疗室很小，里面有一张橙色沙发。费希尔医生留着胡须，神情专注。起初，总是塞巴斯蒂安在说话。费希尔医生平静威严，他善于在危急关头施以援手，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向他求助。

医生转向我时，我迷迷糊糊的。“先报一下你的出生日期吧。”他不动声色地说。1965年9月出生，32岁。是的，这就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他询问我吃不下、睡不好已到何种程度，我告诉他我已不吃不睡。原以为我的症状会让他震惊，但他看起来毫不惊诧。“这些生理反应正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费希尔医生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抑郁症”这回事。

“但是以我的理解‘抑郁症’应该让你感到绝望灰暗，”我说，“我只是觉得痛苦而已。”我心想：这个医生不太专业，或许我该去看心脏病专科或者神经科。我并不悲观绝望，只是感到身体的痛苦，费希尔医生一定弄错了。因为言不尽意，我感到抓狂。要是能向他解释或描述清楚我痛苦的程度或类型，也许他就能判断准确了。我极度失望：这个伪专家，不由分说就下诊断，但诊断明显是错误的。

在治疗方案方面，费希尔医生尊重我的意见——当务之急是解决睡眠问题，他主张用抗抑郁药物助眠。但是，我并没有抑郁症，我坚称我只是睡不好而已。使用抗抑郁药物在我看来太疯狂了。如果我们直接针对睡眠问题，我的焦虑或许会缓解，不必立马就用抗抑郁药物。好吧，那就吃安眠药吧。面对我的坚持，医生让步了。塞巴斯蒂安取来了药，看到小小的蓝色安眠药片时，我忍不住哭了，但不吃药能睡着吗？生活并无波澜，身体并无大恙，为什么睡不着的症状会如此严重呢？的确，我有些焦虑，但并未遭遇什么大事能使症状如此严重啊。简直不可思议，我被诊断为抑郁症还被用了药。

纠结了几个小时后，我被塞巴斯蒂安劝服。他说，费希尔医生经验丰富、医术高明、值得信赖，吃药是好转的第一步。于是我吃了第一片药。满嘴都是药物的腐蚀性味道，它钻入四肢百骸助我入眠。后来，我明白举棋不定也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包括想病情好转却对该不该吃药踌躇不决。

第二天早上，我强撑着起床，上午云淡风轻地过了。注射没有效果，安眠药片起作用了。我所有的症状减轻为嘴里可怕的金属味，到了正午，嘴里的味道也消失了。我下楼逗爱德华玩，孩子看到我眉开眼笑。午餐能正常吃了。啊哈！我是对的，我好了。现在，只需要像外祖母一直坚持的那样，晚上睡个好觉，又可以回去忙忙碌碌了，忙碌真好！我“啪嗒”一声关上了脚下的暗门。

晚上，我决定不吃药。再吃下去，恐怕会产生药物依赖，到时无病也成病了。没有吃药，一切如常。母亲匆匆赶来探病，看到我气色不错，高兴地说道：“你看起来太棒了！”她嚷嚷道，“留胡子的男人真是太不靠谱了！”

乐观主义抬头，我更觉得一切如常。没有吃药，晚上多数时间也能睡。现在，好比坏仙子把我拐跑，和我同一阵营的好仙子又将我拖了回来。多么奇妙，好像有人挥舞了魔杖。我全心全意地给了塞巴斯蒂安一个大大的拥抱。

尽管我百般推脱，塞巴斯蒂安还是带我回访了费希尔医生。家人告诉我：他们都认为我恢复正常了，只是以防万一而再确认一下。这次，我仔细观察了费希尔医生。他既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过分亲密，他更在意彼此尊重。他身形矮小，却给人沉稳丰富之感。他听多说少，用银色的自来水笔在几张白纸上写着。午夜蓝的墨水在纸上写下的字迹清晰流畅。我看不到他写了些什么，好像是“高功能”这个词。

我彬彬有礼地表明，自己不再需要他和他的药。我对自己的社交技巧颇为自得，优雅地表达感激之情。为了说服他，我说自己在他的帮助下，发生了神奇变化。同时故意避重就轻，以防他再过问我的病。尽管我看似谈吐正常，极力否认问题，但他依然找到了蛛丝马迹。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头脑中的诡计：一部分的我是在花言巧语、东遮西掩、粉饰太平。

我千方百计想过关：是的。对的。谢谢。我真的好了，真是感激不尽！生活过得不错，抱歉让你失望了。你说对了，我很忙，要应付所有的事情的确会担忧疲累。但是朋友们都在累，人生的舞台上谁不累呢？我累并快乐着。报社的工作很忙，丈夫也很努力地工作。几个星期前，他作为议会候选人参加了大选。对啊，虽然才生了孩子，我还是为他去拉了票。

你说得没错，我承认有时也有大厦将倾的感觉，为塞巴斯蒂安竞选站台和照顾孩子会有冲突，但我喜欢变戏法似的新鲜感。而且现在选举结束了，轻松多了。我只想回归正常。

当费希尔医生挑起话头，问我之前有多难受，我对病情的回答一掠而过。有关我家庭生活的话题啰唆冗长（在我看来是这样），我们聊到我的爱好：种多肉植物、读诗（最喜欢的诗人是乔治·赫伯特）、看恐怖片、跟爱德华一起做饭、邀朋友共进晚餐、变换着装、撮合女友的姻缘、听到有节奏的声音就会即兴舞蹈。我不喜欢的事？没有，真的，除了开车和做柠檬馅饼，仅此而已。家里情况？有姐姐（作家）、弟弟（律师），童年幸福，父母皆为专业人士。总之，生活幸福美满，并无颓靡阴暗。

幸亏我感觉到侃侃而谈自己优渥幸福的生活似有不妥。但他找错病人了：真尴尬！显然外面有一些病得很重的人才是他该医治的。我们起身离开时，费希尔医生要我给他看一下生病前的照片，他之前让我带着。照片拍摄于乔治出生后的几周，我抱着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沐浴在春日阳光里。

我并未明白索要照片的意义。费希尔医生随后解释道：照片是种暗示，它指向生病前的样子，也正是他希望我回到的状态。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病人之前的生活一无所知，而抑郁症来临，病人展示在医生面前的状态和从前大相径庭。我禁不住想，照片他没还给我呢。

“很高兴和你见面。”我说。于我而言，我们永远不需要再见。“祝你好运。”他答道，握着我的手，刻意不即不离，显示他与病人间的专业距离。这样的握手，我将极为熟识；对这个姿势的依赖，将来也超乎我的想象。

夜幕降临。“好，”我想，“一定得稳住，我能应付的。”头几个小时，静静地躺着，呼吸平顺。“稳住稳住。”我不停地重复着，好像骑在马背上，对正在撒欢的马儿说。但随后，忧思烦扰光临：凌晨时分，胡思乱想满脑乱蹿，它们犹如在露天游乐场照哈哈镜，被扭曲变形，扯作庞然大物。如果失眠，我会变成什么样？很快，从思想到身体，所有坐卧难安的症状回来了，再次控制了我的胃和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想入非非：小宝贝乔治要死了，大儿子爱德华也要死了。任何想要转移注意力的尝试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