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中的希望

服用五周安眠药、镇静剂，情况未见好转。费希尔医生说：“得换个法子，去医院。”他的语气不可辩驳、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去医院能接受持续专业的治疗，她必须住院。”费希尔医生不容置疑地说。他转身又道：“不要耽搁。”塞巴斯蒂安和母亲同意了，他们认为我的病情急转直下——但当时谁都没有告诉我。

前路迷茫，多数人面对此情此景会心生恐惧。生病几周以来，我第一次在打包行李时感到了希望，去医院意味着有所改变。简单的一步，走进另一座房子意味着好转。我的确病得很重，危重病人到医院，心理上会感觉好多了。我需要专家的看护，这就是答案。在我看来，恐惧似乎有了神奇的出口。

医院的主楼是红砖混合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远离繁华路段。我经常从这里路过，但它外观普通，我一直以为是幢公寓。我带了些书，万一没过多久就能集中精力看书了呢？我想象着泡泡浴和杂志。穿过重重大门，我一直在想：一切都会过去的。待在家里是个可怕的错误，所有症状蜂拥而至，它们钻进袋子又跑出来，在我的生活中迅疾地自由来去。会轮到我被允许回家的时候的，一切会恢复正常。

穿过一道道大门，心跳非但没有慢下来，反而跳得更快了，我将塞巴斯蒂安的手攥得更紧了。稀松平常的接待区，幽深无名的通道，两侧紧闭的大门。我瞥见了休息室，我猜里面都是病人——但大家的穿着与常人无异，很难辨认。

护士们走来走去，各忙各事。一个病人突然蹿出，把脸凑过来，仔细端详我的脸，他说：“我认识你。”除此之外，没有迹象表明这是一家医院。四周静悄悄的，听得到某处嗡嗡的打字声，像是平常办公室里打印机输出纸张的声音。没有疯狂的人物，没有压抑的尖叫，也没有鬼魂上身的眼睛——一样也看不到。

塞巴斯蒂安要走的时候，我强忍住哭泣。他把我的手放到一位护士手上，她说话抑扬顿挫，好像在对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人说话。她指给我一个房间，有十四平方英尺，淡黄色的墙壁，中央放了一张床，一只边几，橙色窗帘，印有时髦的几何图案。尽管护士对这间套房极力夸赞——带卫浴，舒适宁静，但我认为这地方乏善可陈，鸦雀无声，让人真想发火。显然，并没有那种专门设计的有助治疗的特殊房间，那只是我之前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个房间和你能找到的任何一家高级汽车旅馆并无二致。我最在意的是窗户，灰暗多尘。为防自杀或逃跑，窗户装了七十年代风格的防护栏，看起来像工业集装箱，没有一丝绿意。空气沉闷，我感到透不过气来。

床很窄，坐在床边，我——感到——彻头彻尾的孤独！这世上，无论何时、何地，任何国家都可能有这样一个房间。但是我只想在某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扎根，而那个地方就是家。我想看爱德华的《好饿的毛毛虫》，书的封面上有棕色的污渍，那是我和他一起喝热巧克力时洒上去的。我想把孩子们的托马斯小火车睡衣叠整齐，准备放到他们楼上的房间。我想从客厅望出去，看到塞巴斯蒂安悠闲地躺在他最喜欢的扶手椅上看书。我想要我自己的羽绒被，带着家里洗衣粉的香味。我想要家人的安慰。我把头埋到衣袖里，吸着家里的味道。

连床的位置都错了。我需要缩在角落里，床架靠墙让我觉得安全，我不要在房间中央的床，让我被可怕的虚无包围。我想要些翻旧了的书，一条棉布床单，一个微型壁炉，一条玫瑰花覆盖的床罩，我想要看得见树景。但眼下只有移不动的床和打不开的窗。我唯一能移动的就只有那条薄薄的毯子和枕头。我把毯子裹在身上，退到角落处，蜷缩成球，五脏六腑无比酸楚。我紧紧抱住枕头，希望它是塞巴斯蒂安或是任何一个孩子，甚至是爱德华最喜爱的熊猫，最后，劳神耗力、陷于虚无。我神经紧绷，无力动弹，外表沉静而内心汹涌。

到这儿来，症状并无好转。我只想不顾一切地结束痛苦，跳下正在坠毁的飞机。我想把自己剖开，杀死那头住在我身体里、攻击我、让我疯狂的怪兽，它正吸食我体内每个细胞里的精髓，一直吸到指甲尖。啊哈，我住院了。他们会把我送上手术台，把我切开。啊哈，现在我被切开了。每一种感官都被扭曲着。所思、所感、所说无一不是病态。真想随便抓住个人，摇晃他，大声尖叫，不停晃动他的肩膀，直到把他的眼球从脑袋里晃出来。没人明白，我没疯，他们才是疯子。他们疯了，因为他们麻木愚蠢、任性邪恶、愚昧无知。有个地方叫地狱，我就在里面。没有人意识到，我的痛苦无边无际。没有人帮忙，他们在正常行走和交谈。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敢这样？他们为什么不救我？

痛苦熊熊燃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远超坠入爱河的力量。我云天雾地，有气无力，只余虚无。就算我厉声尖叫，分贝达至电视最高音量，观众也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他们都把电视调了静音。我不确定，我想的那些事是否已经发生。但肯定有事情发生。孤独的日子，漫长到犹如过了一个世纪。我攒足勇气，怀着引颈翘首的期待来到这里，结果却是空欢喜。

终于，护士回来了，给我量了血压和脉搏。为什么离开这么久？我号啕大哭。她说，只不过几分钟。现在，越是说到失事的飞机和剖开自己的话题，意料之中，人们就愈发关注。一大群医生护士、精神科专家、治疗师鱼贯而入，拿着夹板、问着问题、面带微笑，白纸杯里放着药片。收拢夹板，他们问了我一系列问题。我的等级从轻微的悲观程度A级被提升到自杀倾向B级。一位护士对另一位护士说：“她在坠机上？”她以为我没听见。

我鄙夷不屑：这些人救不了我。我们之间无异云泥之遥。他们的问题荒谬无稽——岂能凭三言两语就断章取义？他们问这类问题，说明对我所居住的那片深不可测的陌生领地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护照，也不会讲这种语言。这种痛苦非比寻常，然而他们的问题却中规中矩。痛苦无以言表，所以，即使你声调沉稳，我也会高声大气。否则你怎么能想象我的状况呢？只有意识到我可能被强行镇定下来时，我才会降低声调。

夜幕降临。护士们唯一做的事就是开灯，打着手电筒检查，确认我是否用塑料刀片做了傻事。药被拿走。不能再吃了，已经吃得太多。房间里竟有本《圣经》，尽管字里行间已污迹斑斑。我记得母亲说过的一段话：“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着。护士第二次进来的时候，《圣经》掉地上了，我拉着她的手，就像在家拉着母亲的手。护士很快明白难以脱身。没有费希尔医生写着安慰话语的卡片可依靠，也没有其他人的手可依靠，这个护士就是我全部的依靠了。最后，她用《圣经》代替她的手，溜走了。当我对她大喊大叫、要她留下来的时候，她并未转过身来。

无法再入睡，高度焦虑，所有常规药物无济于事。我哭得声嘶力竭。护士从我的环抱中挣脱出来，我只得紧紧抱住自己。我喃喃自语：“我想死……我想回家……”与曾经的自己分裂的痛苦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作为母亲、妻子和记者的生命，触摸和被触摸的能力，聆听、歌唱和舞蹈的能力，以雷霆之势被夺走，它们被剁开揉碎，堆放整齐，丢弃在房间的角落。自然，我哭得越厉害，来看诊的专家就越多；人越多，我就愈发焦虑得想离开；越想离开，人们就越希望我留下。我只关心第二天能不能出院。

日光从窗帘缝透进来，天空开始下起小雨，我意识到：为了出去，必须假装好多了。我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