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倒算

第二次犯病已是五年后的事了。其间，我闭口不谈抑郁症的话题，更不愿谈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好像我从来没得过这个病。第一次犯病后的痊愈之路继续，病魔来势汹汹地折腾了六个月，直到我基本恢复，可以重返工作。我不愿多想到底怎么好起来的。其后几年，我继续服用抗抑郁药，只是剂量在逐渐减少。不去琢磨天塌地陷的原因，不去探究焦虑沮丧的根源，更不会为此改变生活方式，忧心病魔反扑。我卷甲倍道，迅速回归匆忙如常的生活。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渴望反本归原。显然，从前的生活远比屈服于病魔的恐惧强太多。我只想迅速重回往昔。我们这代人训练有素、匆促奔忙地生活。我尽职回归工作，回到定制西服、周而复始的时间表中去，回到生活中该有的角色和样子中去，我只希望一切如故。

最初回到工作岗位的几小时，有种从来没离开过的感觉。熟悉的滤壶底部有咖啡烧焦的味道，衣帽间有空气清新剂的芬芳。离开时脾气暴躁的那些记者，回来后依旧性烈如火。键盘上的字母“K”还是很难按，“嗒嗒嗒”，四周都是忙着整理稿件的同事。感觉不赖！当下班刷卡返家的时候，我想我属于这里。这是朝思暮想的办公室友情。当第一篇文章完成，看着报刊上自己的名字，有种暌违已久的成就感。饮水机周围的那些人是我渴望的伙伴。办公室生活平淡无奇，不经意间的互动激发了我的社交反应，我装作兴高采烈。

少数几个人知道我身体抱恙，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情。这样很好，在不知底细的人面前表现得快乐，是一种被推崇的社交规范，越表现得快乐，我越感到快乐。我终于逃离了孤独的监禁。生活压根儿没变。我辛勤工作，坚守为母天职。几年过去，有时会紧张焦虑、疲倦忙碌，有时力不能逮，但吉人天相，再没陷入重度抑郁。

我殚精竭虑地扮演着母亲的角色，致力于家族兴旺。女儿凯瑟琳出生了，此后是双胞胎亚瑟和夏洛特。当然，我现在意识到：组建大家庭，其实是在冒健康风险、选择一条更艰难的路。小家庭是更明智的选择。但作为母亲的那部分天性与生俱来，喷薄而出，就像忍不住的痒痒。孩子们小时候，很少待在他们身边，我深以为憾。时至今日，我母性的本能里，依然没有温情脉脉、温言软语。我只是知道想多要几个孩子。对孩子的渴望与对工作的追求相互抵触，令人难以取舍。十全十美谈何容易？其实我明白，要想两全其美，高强度压力只会令我再度抑郁。

或许自由撰稿人是一个完美的折中，毕竟不用在办公室上班。于是，我从《泰晤士报》离职，开始在家工作。但做自由撰稿人与按部就班的新闻工作者一样是种挑战：需要具备兼顾工作和孩子的灵机应变能力。作为自由职业者，必须自主创业，寻找机会。因此我强迫自己迎难而上。但在工作和孩子之间，我时常顾此失彼，进退两难。忧虑、烦恼卷土重来，焦灼、急躁如蝙蝠在厉声嘶叫，每个纷至沓来的无眠之夜，脑海中万马奔腾。

好运用完了，我再次陷入抑郁。

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次抑郁肆无忌惮，不期而至。我清楚得很，第二次在对敌作战中丢盔卸甲的那一刻。再一次，抑郁似乎从天而降。但追根溯源，显然是因为超负荷运转——勉为其难地扮演形形色色的角色——朋友、母亲和自由撰稿人。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我势竭力穷，这是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熟悉模式。而我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圣诞节邻里聚会，且有在年底前要完成的工作。

伦敦西区的房子里挤满了家人、朋友和邻居，他们为一年一度的圣诞狂欢而来，其中有记者、律师、作家，还有出版商和政客。我一直在努力做尽善尽美的女主人，像在精心设计一支舞蹈，带领陌生的人们一起旋转。厨房里，面对一堆脏玻璃杯和空托盘，短暂喘息的当口，问题来了。那刻，我明白战斗结束了。

我离开家，溜出门，赤脚向拐角处父母的家中走去。客人们挂起外套时，他们不会意识到晚会的主人瑞秋已隐入黑暗，不久就会消失。每走一步，自信分崩离析，更觉彷徨无助。父母仍在聚会上，我拿起前门自行车棚里的备用钥匙，开门进房。我的脚冰冷潮湿。我把项链摘下来，感觉好多了。这才是真正的我，不再是伪装在虚无缥缈的快乐里的我。双臂僵直交叉，紧抱胸前，我坐在孩提时代玩耍的房间里。那匹没有尾巴的摇摆木马，耐心地在窗前等着我。黄色沙发已褪色变旧，我把头埋在它破旧的装饰布里，吮吸它熟悉的味道。

这是为了摆脱生病的瑞秋，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我渴望以某种方式回到孩提时代，免受痛苦的伤害。如果我保持绝对安静，用念力回到过去，或许眼前的一切都会消失。

有些希望人们来找我；我哭得越来越大声，希望他们能来，像母亲一样来救我。母亲知道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得救。没人来。我现在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没有什么事、什么人能阻止这令我眩晕和惊惧的坠落，坠入濒死挣扎的痛苦深渊。最后，我步履艰难地回到家，鞋子拎在手上，聚会如火如荼。一位客人看到我的样子很是好奇，问我有否被邀请。

塞巴斯蒂安扶我上楼回到房间。他明白，我也明白，战斗结束：我努力了，但失败了。塞巴斯蒂安把我塞回床上，然后回到楼下招呼客人。我穿着派对礼服，清清醒醒地躺在床上，听得到楼下那些耳熟能详的高谈阔论。

第二天早上，我们给医生打了电话。在第一次抑郁症发作五年后，这次的治疗似乎没什么起色。尽管一位医生朋友向塞巴斯蒂安透露，一些精神病科医生已不再热衷开处方。方法得当，或许一切迎刃而解。曾经一度，人们以为药物治疗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现在，人们开始质疑抗抑郁药物的疗效。研究表明，百忧解对某些患者更为有效。第一次患病至今，新药尚未研发成功，而老药副作用较大。塞巴斯蒂安这次很明智，没有告诉我这点，我需要相信药物的疗效。我吃的药叫西酞普兰，是新一代抗抑郁药。但是，一颗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也许除了药物，还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