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生存脑利用神经感知和内隐学习来保证我们的安全一样，思考脑也会对我们的生存发挥作用。思考脑保护我们的策略是分析、计划、审慎思考和决策。它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处理方式”，也就是我们对自身经历的大多数自发和有意识的认知反应。[6]丹尼尔·卡尼曼将其描述为系统2思维，即“慢思维”。系统2确实是缓慢且费力的，它的特征是专注、有意识的思考和能动性。[7]
与生存脑的神经感知相似的是，思考脑负责的是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它主要发生在前额叶皮层。执行功能使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专注，回忆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同时能够避免分心。[8]执行功能还可以让我们做出有意识的决策。我们利用执行功能“自上而下”地调节应激唤醒、冲动行为、渴望与情绪。因此，正如你能想到的那样，它也在控制“意志力”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执行功能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遭到破坏。正如第3章解释的那样，我们会通过多任务处理破坏执行功能。我们还可以通过酒精、毒品来破坏它，而这正是我们在醉酒时很难控制自己的原因。此外，压力也会对它造成损害。
执行功能好似信贷银行，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掏空它。[9]一方面，我们可以执行所谓的“冷”认知任务，即需要细致关注和聚焦的心理任务，例如，阅读大量文本，撰写报告或完成繁重的计算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执行“热”调节任务，即为了抑制欲望、重塑或隔离消极情绪，以及抑制应激唤醒而进行的有意识的、自上而下的努力。
每当我们通过“冷”任务或“热”任务消耗执行功能时，银行中用于支付两种任务成本的信用额度就会减少。这也就解释如下两种情形：在我们审核了一整天烦冗的财务文件，也就是完成了“冷”任务之后，当有人挡了我们回家的路时，我们很有可能会陷入沮丧情绪，与其发生冲突；或当我们回到家时，我们很有可能会打破自己的节食计划。留给“热”调节任务的额度所剩无几。
相反，当我们在一段重要的人际关系中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或是在工作中遭遇长期歧视（这两种状态都需要持续的“热”调节）时，我们可能必须将一段文字读上7遍才能最终理解它的意思，这是因为没什么可以留给理解这一“冷”任务的了。
无论执行功能遭到了怎样的破坏或消耗，在这种状态下，压力和情绪更有可能驱动我们的决策。[10]我们的思考脑思考问题的方法会因压力和情绪而产生偏差。我们也更有可能做出习惯性的、冲动的、反应性的暴力或不道德行为。
为了支持执行功能，思考脑需要一个学习和记忆系统，这个系统强调的是置于时空背景之下的语境信息。思考脑的学习系统进行的是自主学习或系统2式学习。自主学习主要发生在海马体中。
自主学习是由显性记忆或陈述性记忆（explicit or declarative memory）支持的，比如对事件、事实、容貌、字词或信息的记忆等。[11]和隐性记忆不同，我们是有意识地获取显性记忆的，例如，回忆自己的人生故事或试图将新信息加入我们的“知识库”。在我们两岁之前，海马体中的神经纤维不会形成脂肪鞘（这个过程名为髓鞘化），更不会通过它来导电，因此我们很少会形成关于幼年时光的显性记忆。
显性记忆受我们的智力和其他个人差异影响，但正如胡里奥的故事反映的那样，它也深受我们应激唤醒水平的影响。[12]
轻度至中度的应激唤醒水平能够增强短期内的显性记忆和自主学习水平。[13]在轻度到中度的刺激之下，高皮质醇和高血糖水平意味着海马体能够获得现成的能量，而这可以让我们集中注意力，有助于显性记忆的形成、存储和检索。实际上，大脑对葡萄糖是非常贪婪的，虽然它仅占我们体重的3%，却消耗了人体中20%的循环葡萄糖，其中海马体是最贪爱葡萄糖的部位之一。[14]
这就是喝咖啡会提高我们的注意力的原因，因为它引起了我们皮质醇水平的飙升。这也是低血糖在我们感到饥饿的时候会导致执行功能和显性记忆下降，同时令我们更加易怒的原因。一项研究调查了以色列假释裁决委员会的法官和他们的用餐休息时间。[15]研究发现，距离法官们上一餐的时间越长，他们越有可能否决假释。在感到“饥饿”时，他们调节易怒情绪的能力就会减弱，而在法庭上带着清晰的思路和同情心来评判案件细节的能力也会减弱。
相对于轻度至中度的应激唤醒水平，执行功能和显性记忆功能可能会在慢性压力或高压下受损。[16]为什么会这样呢？过高或长期升高的皮质醇水平会导致海马体内的神经元失去浓密的树突（连接相邻神经元的分支），从而导致神经网络萎缩。随着长期应激唤醒的持续，原有神经元死亡，新的神经元停止生长，海马体体积缩小。实际上，在长期或极端压力之下，大脑将暂停海马体中有益的神经重塑和神经发生。
我们常常将大脑的这些变化视为记忆问题。我们可能难以集中注意力、学习新知识、做出规划和执行任务。我们可能在屏蔽干扰方面有困难。每一个这样的征兆都表明我们的执行功能和显性记忆能力遭到了损耗和破坏。
还记得第3章针对派驻伊拉克的士兵的研究吗？[17]与那些没有被部署到战场的士兵相比，这些士兵的反应更快，这标志着他们的生存脑在高压作战状态下超时工作了。然而，在回家两个月后，生存脑的这种转变的代价显现了出来，表现为思考脑的专注力、执行功能和显性记忆衰退。
针对高压工作的研究包括内科住院医师项目、执法工作、消防人员灭火演习以及军事部署和野战演习等，表明个人在这些环境下往往会经历更多焦虑和痛苦。[18]他们还会出现更多认知能力退化的症状，包括精神分裂、思维混乱、解决问题能力不足、注意力分散、视觉模式识别困难以及工作记忆衰退等。
因为应激唤醒也伴随着象征威胁，比如对未来负面事件的预想或过去创伤记忆的“点燃”，所以，即便我们没有遭遇直接的身体伤害，思考脑的功能也还是会衰退。[19]
在长期或极端压力的作用下，任何人都可能出现执行功能和显性记忆衰退，哪怕他们从事的并不是对生命有威胁的职业。这些衰退可能是在长期睡眠不足之后或在经历换工作、搬家、结婚、生孩子等重大人生转变期间发生的。
衰老同样会加剧这些影响。[20]有关老年健康的前瞻性研究表明，那些皮质醇水平在多年研究期间有所增加的老年人的记忆衰退程度最高，海马体体积的损失也最多。
实证研究表明，对遭遇多种不同情况的人群来说，过高的压力或皮质醇水平的升高与海马体体积的缩小和记忆问题有关。例如，洲际航班乘务员要长时间工作，同时要切换时区，经历慢性时差反应，但却无法在下一次起航前得到充分恢复[21]；长期使用处方类固醇（比如氢化可的松乳膏、可的松注射液、口服或吸入类固醇等）的人[22]；长期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人[23]；以及在反复遭遇创伤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比如在童年反复遭遇虐待或长期经历战争的幸存者[24]。在这些情况下，压力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记忆问题就越严重，海马体的体积也更小。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