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受窗如何影响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关系

应激唤醒和人的表现水平（包括思考脑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倒U型的耶基斯-多德森曲线（Yerkes-Dodson Curve）（见图5-1）。在应激唤醒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应激唤醒水平保持警醒，也没有足够动力来有效完成任务。实际上，良性压力（eustress）——采用了希腊语中含义为“良性”的前缀“eu”——能够提供注意力和能量。思考脑的功能会因良性压力而增强，因为轻度或中度压力会使人体循环中的葡萄糖和皮质醇水平升高，让我们集中注意力，记住与任务相关的信息。


图5-1 耶基斯-多德森曲线


1908年，心理学家罗伯特·M. 耶基斯（Robert M. Yerkes）和约翰·D. 多德森（John D. Dodson）首次提出了应激唤醒水平和表现水平的倒U型关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耶基斯-多德森曲线。当一个人接近中等应激唤醒水平时，这个人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水平就会达到最佳，但超过这一应激唤醒水平之后便会稳步下降，直至进入彻底僵硬状态。良性压力（“好”的压力）指的是低度应激唤醒水平，而恶性压力指的是高度应激唤醒水平。

相反，在高度应激唤醒水平下，我们的表现会稳步下降。不出意料的是，最终的极端表现就是僵硬。在曲线的恶性压力一侧，思考脑功能受损则令人难以集中注意力，排除干扰，记住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调节自己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也无法做出有效决策。

因此，最佳表现、自主学习以及有效决策最有可能在中度应激唤醒水平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应激唤醒水平足够让我们保持警觉和专注，但不足以进入恶性压力区。[25]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神经生物学中针对应激唤醒的耐受窗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窗口：我们在其中能够上下调节压力水平，让我们在时间的推移下保持在中度应激唤醒的最佳表现区之中。[26]

在这个窗口中，思考脑和生存脑作为联盟一同运作，而它们也完全发挥了各自的功能。在我们的耐受窗中，我们更有可能进行准确的神经感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感知到危险，那么客观情况一定真的十分危急。[27]我们更有可能感知到相关的内部和外部线索，然后去理解它们，对它们进行客观评估，并将所有这些新数据与我们已知的影响当前状况的信息整合起来。我们更有可能对我们所有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思考与评估。接下来，我们就更有可能做出符合我们价值观和目标的选择。最后，我们更有可能有意识地评估这一决定的结果，从而能够适应未来并从中有所收获。因此，我们的耐受窗越大，我们越有可能保持准确的神经感知，有效整合思考脑和生存脑的活动，哪怕是在高度应激唤醒和情绪紧张的状态下。

要想达到最佳表现状态，我们必须有能力调节自己的应激唤醒水平，以适应手头的任务。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应激唤醒水平。[28]例如，当我们尝试新事物时，我们更有可能在较低的应激唤醒水平上取得成功。正如第4章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生存脑认为新事物更具威胁性。相反，单调或熟悉的任务可能要求更高的应激唤醒水平来创造专注力和动力。实际上这正是人们拖延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任务的原因之一：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他们的应激唤醒水平增强，最终产生了足够的压力去推动他们处理这项工作。

相反，当我们的应激唤醒水平和紧张情绪超出了耐受窗，我们更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神经感知。在耐受窗之外，我们更有可能在情况没那么糟糕的时候感知到危险，继而激发保护性行为作为响应。抑或在情况实际相当危险时，我们可能会感知到安全和机遇，而这将导致我们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在应对手头的情况时，我们的应激唤醒水平可能要么过高，要么过低。

在我们的耐受窗之外，生存脑更有可能驱动信息搜索、评估及决策制定等行为，思考脑则同时以退化或受损的方式进行运作。[29]高压往往会缩小我们的感知范围，因此我们会无意识地将注意力和优先级放在眼前的事情上，而不是那些对我们的长期成功而言真正重要的地方。我们总是会带着偏见去理解事物的意义。我们强调的是自己心理上认为重要的信息，专注于压力源和压力本身。[3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当我们感到有压力时，我们搜集的信息通常也更少。[31]我们更有可能从少量信息中得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断章取义的。此外，我们也会对负面信息产生偏见，因为负面信息更有可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得到更及时的处理，回忆起来也更加清晰。[32]这在进化上是说得通的。如果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能够从负面的压力事件中快速学习经验并且记住它们，那么他们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感知范围缩小和僵化的情况同样会出现在决策制定过程中。[33]我们更有可能接受第一个可行性选择，而不会对所有选择加以考虑。我们更多地依赖刻板的印象、过度简化的假设和过往的经验，而没有清晰地看到当前局势的独特性。我们分析复杂情况、战略互动和决策后果的能力下降，同时也更容易犯错。

在耐受窗之外，思考脑和生存脑形成了一种对抗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思考脑的功能衰退可能会表现为不准确的态势感知、记忆力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焦虑的规划思路或防卫性思维等。

第二，我们可能会受到生存脑劫持。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和应激唤醒会让我们的感知产生偏差，抓住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驱动我们的决策与行为。这时，生存脑和神经系统可能会进入默认程序，即便这并不是当前情况下最合适的选择。当这个程序下意识地进行时，我们的思考脑可能会试图将其归咎于他人或我们自己。

第三，我们可能会受思考脑控制，也就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思维里”，而与生存脑的信号（包括我们的情绪和生理感觉）断开联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陷入压抑、否认或区隔的状态，或者当咬咬牙，继续前进时，我们就会进入思考脑控制状态。

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经历这三种对抗关系。在生存脑完全有效恢复之前，这些模式都将继续下去，同时进一步缩小我们的耐受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动因将会造成非稳态负荷，导致我们产生失调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