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党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就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原则，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尤其是如何依靠群众夺取政权，产生了中国化的创新且务实的思想成果。但对如何更好地成为一个执政党，如何去总结和借鉴世界各国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如何更好地建立与巩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党体制等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学术考量，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被提出和展开的。



第一节 中国政党理论研究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根据政党理论研究自身的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政治的实践发展的互动关系，可以把政党理论研究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



一 改革开放前政党理论研究的奠基与曲折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政党理论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者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性质、历史作用、斗争形式和领导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1]第二，比较政党研究主要针对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各国共产党会议文件和资料汇编的出版发行，为学者研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便利。[2]这一时期，也有部分著作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分析，但大多是描述性而非理论性的。[3]第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政权和巩固新政权的鲜活实践为学者研究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研究资源。[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政党理论，在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和自我建设提供强大理论武器的同时也存在时空局限性，需要中国学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这一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政治运动极大地干扰和影响了我国政党理论研究，但在困难的条件下，一些学者仍坚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史党建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党理论研究逐步步入专业化与规范化积累了人才和经验。



二 改革开放后政党理论研究的全面开展与专业化


改革开放也将我国的政党理论研究带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中，列入政党理论的有各国政党史、各国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政党制度等内容。[5]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日益广泛，推动了比较政党研究的繁荣。20世纪末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重塑了世界政治格局，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国内学界开始研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教训。许多学者从党的建设、执政策略、领导体制等角度分析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原因，并结合中国共产党发展实际提出相应启示。为了借鉴西方，许多学者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的历史、实践和特征等内容进行了翔实的阐释和研究。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处于“儒家文化圈”内，其政党政治在受到西方政党政治影响的同时，也发生了相应的调试和转变，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政党政治生态。

政党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其自身同样置于国家改革的场域中，对其执政能力、组织体系、领导水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改革所塑造的新的发展环境对政党的理论方针、行为方式、运作机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政治学恢复后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包括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政治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应结合社会发展、政治变迁等过程做动态的理解，而其中党政分开、党政体制改革是政党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6]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出台，对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保障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地位，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做了系统指导。以此为契机，学界开始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定位、参政理论等内容展开较为深入的分析。2005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出台，对新形势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出明确部署。学界开始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对新形势下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提高参政党履职能力、完善民主协商体制等议题进行研究，推动了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建构。

21世纪初，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对其政党性质、组织目标、职能定位、自身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回应，也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江金权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进行了新概括，是指导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新的强大思想武器。[7]郑永年认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意识形态层面调整自身，从而更好地解释和包容中国发展现实。学界开始对政党转型、政党变革、政党发展、政党建设、政党适应性、政党现代化等内容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内在地要求不同社会主体能够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积极状态。和谐的政党关系有利于政党合理发挥其政治功能，带动各方面的社会主体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围绕“和谐的政党关系”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和谐政党关系的概念界定、基本特征、构建路径和重大意义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经过30余年的发展和建设，我国政党基础理论和专门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角度而言，虽然没有政党政治学这一专业，但对政党政治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所属专业的重要内容，已基本形成了以党校、高校、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院所、中国共产党政策研究机构、民主党派政策研究机构等为主体的政党政治学术研究团队。一些系统阐释政党政治学原理、体系和内容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例如周淑真的《政党政治学》、王长江的《政党政治原理》、王韶兴的《政党政治论》等。



三 新时代政党理论研究体系性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推动了学界对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历史进程和基本国情所形塑的基本政治形态，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与他国在组成结构、行为特征和表现形式上有其自身特色。这些都是中国政党理论所必须关注和阐释的基本命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巨大成就提升了学界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学界对政党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和时代性更加明确，开始从全球视野和大历史观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