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理的制度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3]连朝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

[14]郁建兴：《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15]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16]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民日报》2010年6月10日第7版。

[17][美]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8]习近平：《切实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19]最为典型的是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智库的成立。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该研究所改名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国家治理研究智库，以研究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主旨。

[20]最具代表性的有王浦劬主编的“国家治理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俞可平主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前者已经出版了十本以国家治理为主题的专著，主要内容涵盖社会民主、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户籍制度改革等内容；后者主要是国内近年来研究不同治理论文为主的论文集，具体包括何增科和陈雪莲主编《政府治理》、陈家刚主编《基层治理》、杨雪冬和王浩主编《全球治理》、曹荣湘主编《生态治理》、杨雪冬和张萌萌主编《大国治理》、周云红主编《社会治理》等。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22]2019年第1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对传统中国国家治理进行了探讨。学者们分别探讨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制度”的整套规则和程序在传统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内生性演化”进程，这样就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实践。

[2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提出后，学术界就有一种声音认为，这表明我们党接受了一个西方的概念，甚至把西方现代国家体制说成“善治”体制。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参见房宁《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1月28日第7版。

[24]杨光斌：《作为建制性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兼论如何让治理理论起到治理的作用》,《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25]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26]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27]任勇、肖宇：《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28]陈明明：《国家现代治理中的三个结构性主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29]如认为计划政治主要体现为以下特点：第一是夸大领导者掌握信息的能力和判断力；第二是把人民的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简单化；第三是重视专门机关的力量而轻视社会自身的力量；第四是重视领导的决策而轻视群众的参与；第五是强调对社会的控制而忽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参见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0]“八大范畴”包括公有与非公有、党与国家、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民主与集中、市场与政府、法治与德治、单一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协商与自治。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384页。

[31]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7页。

[32]肖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定位的四个维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33]燕继荣：《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34]徐湘林：《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向及其政策选择》,《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35]唐亚林：《国家治理在中国的登场及其方法论价值》,《复旦学报》2014年第2期。

[36][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37]当时讨论的成果主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上，代表学者有景跃进、邓正来等；其他研究成果诸如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邓正来《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8]俞可平：《让国家回归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观点》,《理论视野》2013年第9期。

[39]李景鹏：《走向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40]刘拥华：《从国家中心论到国家人类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江海学刊》2018年第6期。

[41]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2]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43]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44]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认为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走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并据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