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研究

本节关注2000年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即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阶段，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追赶型学术发展。主要围绕国别研究、比较制度研究、交叉学科和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来分析这一阶段的成就和特色。



一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效应


（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作为世界霸主，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唯一主导者，而当时中国还在忙于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调整改革步伐，加强执政的合法性。2001年以后，加入WTO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更加深入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并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与此同时，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利用其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军事资源打击恐怖主义，并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发动两次战争。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中国涉外智库和研究机构纷纷加强对周边国家、热点地区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

（二）地缘政治新形态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预言：“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不断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影响。”[17]这个预言惊人命中了今天的现实。如今，大部分亚太国家相对于崛起的中国只是中小规模的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两强之间进行复杂的政治经济权衡，在制衡、接触和追随中国之间盘算自身的利益得失。[18]即便是日本、澳大利亚这样发达的美国盟友，也必须审慎考虑与中国发生冲突可能导致的重大代价。因此，地缘政治因素为中国官方机构和学者研究比较政治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制衡中国的选择与国际政治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密切相关。“安全困境”最早由赫兹（John Herz）提出，后由杰维斯（Robert Jervis）发展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并给出详细的定义：植根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结构性的；对他国当前和未来意图的不确定和恐惧是重要来源；由防御性行为引起，是非故意的；通常招致自我挫败，因为一国的自身安全并未获得保障；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螺旋”，可能引起战争上升。中国学者参考了这些理论命题与概念，从国际安全与比较政治的角度探究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发展。不少学者认为，主张制衡的是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的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其逻辑是随着中国在南海的防御性的造岛行动和海军部署，它们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靠拢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进行回应。这些制衡回应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的自我防御的加强，于是“安全困境”在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螺旋上升。[19]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即便如此，越南、菲律宾几乎不会选择以冲突的方式解决争端。首先，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是“不对称”的，中国的巨型规模和高速发展使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诉诸武力的风险。其次，这些国家虽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冲突，但在保持地区稳定和实现经济繁荣等方面又与中国存在更大的利益一致性，对抗的代价十分高昂。再次，虽然美国力图牵制中国崛起，但特朗普强调自私自利的“美国优先”，在亚太事务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国家也不敢把牌都押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印太”战略上。[20]



二 21世纪比较政治研究的议题与方法


（一）21世纪以来比较政治研究主要议题

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比较政治学和地区国别研究的主要流派、经典作品乃至专业期刊的最新论文纷纷被译成中文，对新一代的比较政治研究者起到了学科规范和学术训练的作用。这段时间，中国学者基本上处于追赶型学术发展的阶段，有关的成果以西方比较政治理论前沿综述和地区国别政治发展评述为主，也有少数成果可以说得上是用规范的政治学方法论或严谨的实证分析方法开展了前沿性的专门研究。

这一时期的主要议题包括：政治转型与民主化、发展型国家/政权、国家—社会关系、亚洲价值观、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等。

政治转型与民主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有重要战略意义或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地区的民主化个案研究，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一些东南亚国家。[21]随着比较视野的扩大，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非洲、拉美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得到关注。[22]此外，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史的研究主要是世界历史专业学者的工作。这些研究普遍长于国别政治史或政治变迁事件的分析，也有很多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概念的借用，但在普遍性、规律性的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上则比较欠缺。只有少数作品尝试开展较多案例的比较并具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思维，在这方面，由孙冶方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研究团队做出了重要工作，这是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做出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大规模实地调研基础上做出的比较政治研究。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研究团队吸收了国内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加盟，由从事国际政治及国别研究的专业人才和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联合编队，对于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伊朗以及中国台湾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国家及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政治发展、政治变迁问题进行系统的实地考察、调研。该项目先后历时6年，初步再现了亚洲不同类型的国家与地区在工业化条件下政治发展的进程。通过再现政治进程和比较研究，对于亚洲工业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性亦有所揭示。这一项目有两项主要成果，分别是《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3]和《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24]，该项目的主要理论性、方法论发现集中于五个方面：第一，关于政治体系的结构问题，提出了“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政治体系的三层次结构理论，取代以往单纯的“宪政体制”论，为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撑。第二，关于工业化条件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提出新型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的基本动力的论断。第三，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路径与策略问题，总结出亚洲成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采取的权力与权利的“对冲”策略，并对“对冲”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机制做出了分析探讨。第四，关于亚洲部分国家工业化发展迟缓问题，提出部分亚洲国家在独立后前工业化社会结构未经改造而造成了工业化的阻滞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与认知。第五，关于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问题，根据亚洲国家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广泛实践梳理归纳出“统筹兼顾”即政治体系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矛盾以及平衡机制的政治体系存在与运行的核心价值。[25]

在发展型国家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发展型国家的主要命题进行分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