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研究

类：将国家自主、技术官僚、威权统治与“去政治化”、灵活的私营企业等归为发展型国家的“普遍性特征”；将经济企划机关、战略产业政策、压制社会福利需求、公私部门的发展共识等归为“阶段性特征”；将一党专政、精英团结、支配民间社会和控制劳工、管制金融、支配外资等归为可在适当环境下重复出现的“权变性因素”；将殖民主义遗产、“冷战”和全球化等国际政经条件归为不能重复的“历史性因素”。[26]这种归类法区分可供借鉴的普遍性命题和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命题，有助于深化“东亚模式”的讨论。

比较政治视角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学者参考外国比较政治学理论用“强国家—弱社会”“威权统合主义”等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征，指出东亚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国家/政权支配和压制社会的不对称二元关系结构，以保证“国家自主”和“国家能力”。时和兴著的《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政治理论和国别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成果。[2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研究者对东亚发展模式弊端的反思，根植于东亚发展经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热潮开始消退。此外，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民主化对“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公共政策以及新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挑战了发展型国家理论。近年来，有些发展研究者认为，“发展型国家”只是反映了特定地区（东亚）在特定阶段（主要是20世纪60—80年代）和特定国际背景（亚洲“冷战”）下的发展经验，这种发展模式和理论本身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2005年，巫永平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具体分析了国民党官僚政治在台湾产业结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就中国台湾的发展经验而言，上述“发展型国家”的命题很多只具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色彩，由于缺乏对台湾官僚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实际运作进行具体分析，常常夸大了这两者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28]这是从比较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台湾案例进行的深度挖掘，对于相关理论命题的重新认识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新一代研究者认为，站在后“民主化”和后“发展型国家”阶段，应该重新系统地审视“第三波”民主化后的治理绩效，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估。[29]

中国学者对东亚发展经验的研究，还一度受到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流行起来的“亚洲价值观”的影响，不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清醒地反思东亚模式的弊端。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被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营，它在1993年和2000年（危机后的复苏期）两次公开发表书面报告，对“东亚奇迹”进行全面的探讨和反思，后一次报告即《东亚奇迹的反思》还对前一次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许多论点进行了修正。在《东亚奇迹的反思》这部论文集中，世界银行召集的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发展模式提出的反思，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亚洲价值观”论争，但还是在不少方面冲击了“亚洲价值观”的地区特殊性。世界银行2000年发表的这份报告还从东亚经济发展的其他宏观和微观层面反思了“东亚奇迹”。中国学者对东亚、东南亚区域研究乃至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开始赶上国际思潮的变化。原来对“亚洲价值观”中关于“政府强干预”、商业企业中的家族伦理、政府—资方—工会三角共生型的管制以及名为“政企合作”实为“政府引导”型的制度或者准制度都在“金融危机”后受到这份综合报告的质疑和纠偏，而近年来东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这些质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30]如此，“亚洲价值观”引以为自豪的地区特殊性、民族自主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

（二）21世纪以来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探索

中国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研究，比较流行的是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结构法。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作为基础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一直受到几代中国政治学人的欢迎。[31]拉美学者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倡导的历史—结构法，与中国学者擅长的历史制度分析不谋而合，都反对对社会发展进行分割式的维度分析和局部理解，认为研究对象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总体结构的话，必须注意这种结构虽有自我维持的一面，也会由于不可避免的人类集体行动而产生运动和转型。[32]这种方法论在伊文斯（Peter Evans）研究巴西发展的“三方同盟”框架中得到体现：多国公司、国家政权和本地资本家这三个集团在国际国内结构中互动，决定了巴西的依附道路，这项研究及其方法论获得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虽然东亚新兴工业化不同于拉美国家，东亚强大和自主的国家政权主导了当地的“三方同盟”，走的是依附发展的道路，但是历史—结构法仍然适用于东亚发展研究。[33]

此外，欧美学界更注重严谨设计和定量实证的研究方法也得到引进和推广。自利普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系统提出比较方法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以来，具有鲜明实证特点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得到巨大的发展。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和政治变迁现象的复杂化，多种新的研究方法被引入比较政治学之中，包括社会统计法、实验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定性定量混合方法等，目的都是实现所谓的“ceteris paribus”，即比较的对象在除自变量和因变量以外的其他干扰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上取值都相同。这是比较方法论的精髓。不同的方法论通过各自的特点和路径追求在满足这种比较法精髓的基础上探寻因果关系，辨析可靠的因果机制。

抽样社会调查与因果推论方法是定量研究的基础方法，也被引入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全球晴雨表调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这两大全球性跨国社会调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跨国的抽样社会调查数据对欧美、拉美、东亚、东欧的政治转型和社会变迁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展出系列的比较实证研究的方法论。[34]基于抽样社会调查数据的定量政治分析文献的因果推论方法，对于从社会结构变迁到政治变迁的“长因果”链条进行了分节分析，指出各种“短因果”链条的多样衔接策略及其价值，重点分析了东亚社会结构变迁对不同政治发展路径的因果影响力，并结合调查数据分析其中的因果机制，进而比较东亚政治发展的不同动力逻辑。[35]

近年来，中国学者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论开始从社会变化中寻找政治态度变迁的根源，这其实是20世纪60—80年代美国多元主义政治学的遗产。伊斯顿、阿尔蒙德、维巴、亨廷顿、普特南等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以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扬弃了多元主义范式，利用大规模的跨国社会调查，发展出新的现代化与价值观变迁的理论流派，启发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新发展，并对政治态度变迁提出了系统的归因理论。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归因路径：一是文化主义，强调社会化的价值观对政治态度的长期影响；二是制度主义，主要从政治制度的运行及其绩效来理解政治态度的变化节奏。近十多年来，不平等、再分配等社会分化因素被引入现代化理论与民主化研究，对政治态度变迁的归因分析/因果推论得以不断深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