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研究

细化。

案例比较是定性政治学研究的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比较政治和地区与国别研究中占据主流。中国政治学者根据案例选择的步骤和原则，阐明比较政治研究中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研究中探讨的因果关系本质。[36]在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国家—社会关系三大领域，比较研究实例较为丰富。

此外，最新的“潜在结果架构”，作为社会科学因果推论的核心思维也被引入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政治学方法论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KKV”路径认为定量和定性方法有共同的逻辑基础，但该路径模糊了定量和定性的重要区别。高奇琦综述了近年来兴起的潜在结果架构，指出这一新方法论框架既能阐明定量和定性的共同方法论基础，又能在这一基础上演绎出二者的重要不同。[37]



三 地区与国别研究的启示


（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启示

中国学者关于东亚地区比较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从国家发展模式、政府管制方式、企业治理结构、产业政策作用及其限度等方面指出了东亚原有发展模式的经验和缺陷。[38]1997年以后东亚金融危机和复苏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价值层面的动力机制在作用过程中吸收了在这些分析中概括的模式和政策调整，才有比较明朗的发展前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东亚发展模式曾遭遇的旧问题和即将到来的新问题都会构成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这些成为中国学者比较政治研究的落脚点。

过去几十年，由于赶超动力与后发优势的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存在着类似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威权主义的某些要素，具有共同的“赶超”经验及“强国家”特征，而且技术官僚群体在党政精英的代际更迭中成长起来，日益完善的产业政策扮演着促进重点行业快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作用。具体来看，中国大陆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具有很多相同的发展机制：充分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推进出口导向型增长；国家具有强烈的发展意愿，国家干预社会、政府引导市场；具有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技术官僚，组成主导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决策部门；具有鲜明、高效的产业政策体系，先后推行进口替代和适当的产业开放政策等。不过仔细分析中国的国情，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经验有很多区别于东亚国家的地方。

（1）中国转型发展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框架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活力提供发展空间，反映了新兴大国追求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相平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愿望。

（2）中国在改革前30年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产业体系完善，同时拥有比东亚中小经济体更加丰富的自备资源与能源，这些都是东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3）国有企业对产业发展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并且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超过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国有/公有企业的地位。

（4）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土和巨大的人口规模，足以支撑起多波经济发展浪潮，同时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足以满足生产内销和外来投资与销售的长期发展。

（5）中国的社会建设严重落后于经济建设，社会自我组织和治理的能力比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要弱小，因此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势必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前四个方面的区别还是在政府—市场关系范围内，那么第五个方面则超越政治经济体制，进入复杂的社会建设层面。过去十几年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很多的磨炼和提高，但是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却很不够。因此，超越发展型国家，在当下环境中不仅仅是在政府—市场关系上做文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发展与治理上做文章。[39]

（二）“一带一路”研究对地区国别研究的拓展

2013年秋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自由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安全互信等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同样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也是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建设的新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推广，正在对亚太地区、亚欧大陆、亚非关系的地区发展、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激发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园区建设、跨国货运联营与自由贸易，旨在建设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网络。亚投行自2015年底在北京成立以来，以精简（Lean）、廉洁（Clean）、绿色（Green）为核心理念，不断完善作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并且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在多个亚洲发展中国家推进多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投资项目，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界的好评。亚投行迄今已获得世界六大洲77个国家的支持和参加，而且2018年以来国际两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和惠誉公司都给予亚投行最高信用等级的评级，表明世界对这一崭新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信任，这也是对中国创建之功的认可。对以“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为代表的新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新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注入活力。[40]

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演讲的主题即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接续了中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利马峰会上的主张，呼吁共同努力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让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强调应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提出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人民诚恳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他多次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贸合作上要讲求“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主席阐述的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联动、公平、包容发展的中国方案，为中国塑造出积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自由贸易、包容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供者的正面形象。中国学者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此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性平台上继续发展。



四 当前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议程、新方法


（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对比较政治研究的影响

后“冷战”的第三个十年，亚太国家见证了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建立——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同时，中国大陆加强了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整合，与韩国、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且，随着2013年秋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各国的贸易和投资额都大幅上升。在这一地区，虽然美国仍具有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但是中国已跃然成为本地区贸易和经济的主导国。因此，中国学者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欧洲、非洲、拉美的比较政治研究势必要反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关联。

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文献还是集中在亚太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