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研究

治经济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比较政治研究。文献分析表明，中国学者主要从比较政治与国际安全相结合的角度讨论安全困境、对冲策略，或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讨论各种FTA与经济整合的区域化。不过，以“一带一路”（BRI）和亚投行（AIIB）为标志，中国的崛起还具有建设跨国基础设施、推进自由贸易、促进通关便利化和发展国际电子商务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新的项目，随着中国领导人睦邻友好话语的传播，开始影响到亚太地区公众对中国崛起的感受。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刚刚开始，但预示着广阔的学术前景。

（二）比较政治研究与因果推断的方法论

所有致力于因果推断的研究方法，本质上都是应对上述根本难题的不同方式。共同的难题，是不同研究方法整合和统一的基础；但应对共同难题的不同途径，则带来了各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分野。在社会科学中，定性和定量方法，就是应对同样的因果推断根本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基本研究取向。在比较政治研究视野，定性方法以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的思路，估计出个体因果效应（Individual Causal Effect,ICE），即具体到某个（或某类）案例内部，某一个（或一组）条件起到的因果效应；定量方法则凭借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估计出平均因果效应（Average Causal Effect,ACE），即对于案例总体平均而言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所具有的因果效应（也就是个体因果效应在总体层面的平均值）。

对方法论体系的需求，反映了当今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繁荣。的确，只有多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涌现，才会将对不同方法的选择提上日程。研究者需要知道，应该在何时选用何种方法才算适当，而这需要方法论的指导。这种指导，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时代，显得更为必要。然而我们也要注意，指导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方法论至少同等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检验的理论。毕竟方法终归是手段，其必须服务于我们想要构建并证明的理论。我们最终选择的应该是那些最适于检验我们理论的方法，而不是最流行或最复杂的分析途径或技术。于是，调和定量和定性两种取向，除了在方法论层次进行以外，还应在比较政治学科的理论层面展开。只有我们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才可能澄清到底是何种取向更适合检验我们的理论。因此，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比较政治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共同作用。

（三）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特色议程

比较政治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有很多问题，不是光靠政府或者光靠市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政府与市场合力就能处理一切问题。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无限的社会力，正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促使比较政治研究者深入反思原有的“国家中心论”理论框架和重要命题。例如，伊文斯提出了“镶嵌的自主”（embedded autonomy）概念，意为发展型国家的自主其实“镶嵌”在国家与社会的紧密关系之中，在社会力量不断发展的时候，国家无法自外于社会，更无法保持原有的自主性之不变，这些思想被引进中国政治学界以后，影响了一代人的学术视野。

2008—2011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全球市场不断萎缩，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长期衰退进程之中，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势必严重冲击中国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只有重视处理社会治理才能维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现象并没有缓解，收入再分配、各种社会民生政策等问题不断浮现，正在挑战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政治经济体制。

比较政治学者逐渐落脚到中国的国情实际，开展新的研究议程。多数人认为，国家发展战略应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推进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面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开展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才有可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国内外经济大变局的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从国内现状看，可以说，我们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进程不仅没有完成，还遭遇到全球经济大变局的挑战，使得这个超越过程更加紧迫。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发展型国家，要求构建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内涵得到夯实。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才能得到体现，价值高度才能树立起来。

当代中国国情下的学术自觉，还包括对国际比较视野下社会发展和福利建设的政治学研究。这方面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减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优化社会阶层结构；（2）制定和完善社会民生政策，解决各类社会民生问题；（3）推进社会服务和创新社会管理；（4）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及边界；等等。在过去40年里，我们的国家机器习惯于通过高度动员和任务导向的方式，集中各种政治经济资源发展经济，特别是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但是对新生的各种社会民生问题要么重视不够，要么茫然失措。当社会建设失序，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时，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自然衍生，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

（四）国际参照系与本位思维的变化

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以后，国际参照系也发生了变化，要求中国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论述在国内外学术界大量涌现，激发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走向新的领域。2017年初，约瑟夫·奈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假说（Kindleberger's Trap），指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继续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同时约瑟夫·奈也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正在承担一些大国责任，并不寻求推翻其从中受益的世界秩序，而是想增加在该秩序内的影响力。“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金德尔伯格陷阱”实际上是在问中国崛起以后是否愿意承担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有能力且愿意负责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大国，才会具备国际领导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际合作大项目，以及跨境电商产业标准、中欧班列通关一体化等具体的标准，明显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点，正是中国增强自身在世界秩序中影响力的渠道。

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本身就是中国崛起以后为世界提供的新的一类国际公共产品，也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目前推动“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固然在亚欧非三大洲，但是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很多国家愿意积极参与。中国不断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汇聚国际发展共识，使得中国倡导和创意的国际经贸合作与基处设施建设成为全球性和包容性的国际发展平台，为世界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全球治理的改善做出积极贡献。这是中国版的崭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方案。[41]

不过，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中国目前只是在部分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