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研究

，例如开放自由贸易、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经济、大规模减贫和公共卫生等具备国际领导力和号召力，距离全面承担国际领导责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即便在这些中国擅长的领域，中国仍然需要遵守当年英美开创的很多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化体系。只有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基因科技产业、大数据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才有机会主导制定行业规则、建立标准化以及确立话语权，而且这样的领域或行业领导力的维持需要经常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同行协商才有可能。这些观点丰富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地区国别研究。



结语


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在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国际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开始显现。因此，比较政治研究的中国本位思维也要吸纳更多的国际因素，探索中国的国际责任与领导力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这是对大国领导力的考验。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实际上是评估中国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条件与意愿。评估的基本标准是实事求是：根据国情与世情的“实事”，对国家能力与国际责任的规律“求是”。2018年1月7日，《人民日报》理论版组织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笔谈，专家指出中国应该当仁不让在擅长领域有所作为，建立本领域的国际领导力，同时避免在实力未逮和时机不成熟时全面出击，以免造成战略透支，此则有所不为。

国际领导力的建设既需要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具备影响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软实力”。对于后者，中国还比较欠缺。英国波特兰公司公布“2017年全球软实力排名”，中国的文化指数名列全球前茅，显示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开发上的优势；“一带一路”建设大幅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参与指数的得分，亚投行建设也提升了中国多边外交和区域治理的能力。不过，从综合指标来看，中国的软实力总体排名仅名列全球第二十五，而法、英、美则名列前三。当然，这种排名受指标设定、分值偏好、评估方法的影响，未必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仅供参考而已，但也从某些方面提醒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学理研究、创新和传播。

过去30多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渐由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发展型国家/政权向多元民主政体和经济自由化转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都经历了由“经济奇迹”向“政治民主”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在东亚由经济发展向政治民主的过渡中，包括自主性社会组织、社区治理在内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普遍进入社会建设时期，包括减少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提供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扶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劳工基准与劳资关系立法，社区治理与发展，处理医疗、住宅、养老、失业、教育等重要民生问题等。[42]这些社会建设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和政治秩序的稳定程度都要比处理得不好的国家和地区强得多。这些东亚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经验值得今天的中国认真借鉴。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后续影响下，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冲击，全球市场走向动荡，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不确定进程之中，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很大的压力，也启发比较政治学者研究动荡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最近两年来，开始有比较政治的研究文献指出，世界经济危机势必严重冲击中国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只有重视社会治理才能维持政治稳定发展。另外，近年来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现象并没有缓解，收入再分配、各种社会民生政策等问题不断浮现，正在挑战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体制。因此，中国必须吸取日本、韩国以及西欧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视可持续发展、社会政策与公平分配。可以说，从比较政治的视野，我们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进程不仅没有完成，还遭遇到全球经济大变局的挑战，使得这个超越过程更加紧迫。

比较政治学理论融合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宏观结构因素和“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作用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林兹和斯蒂潘等西方学者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努力。他们分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特征对民主转型模式的影响、政治行为者在不同领域内的互动对民主巩固的影响，指出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受到政体类型和活动领域的限制，导致了差异的民主化转型路径和民主巩固状况。[43]学者们把这种方法称为“路径依赖”，并指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本质是现在的选择由之前的选择构成，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并巧妙地塑造着政治精英的选择和活动的范围。中国学者正在参考、借鉴这些思考，不断前进。

近来，有学者指出路径依赖理论相对于宏观的结构理论和微观的过程理论的确是个进步，它试图把两者融合以构造一种更加有效的理论。但是，路径依赖理论只是同时强调了宏观结构和政治选择的重要地位，并不能解释宏观结构怎么影响战略选择，也不能解释政治行动者如何应对宏观结构的限制。因此，路径依赖理论仍然没能实现宏观结构因素与微观过程变量的有机融合。这为中国政治学者追赶理论前沿并推动学术思想创新提出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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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宝煦：《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

[2]李慎明：《关于搞好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

[3]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2页。

[6]张子凡：《巴黎公社和国际主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苏联出版“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

[7]华岗：《答陈郊先生》,《新建设》1952年5月号；徐伯容：《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新建设》1952年6月号。

[8]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

[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0][美]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15页。

[12]董正华、赵自勇、庄礼伟、牛可：《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3][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118页。

[14]高放：《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