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满怀希望，小步前进

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有个小公园，公园中央有一栋很漂亮的白色建筑。建筑的入口处有一组柱廊，入口上方耸立着蓝绿色的铜质穹顶。这里曾经是著名的伯利恒皇家医院，俗称“疯人院”，现在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本部。拾级而上，博物馆的大门外陈列着一对15英寸口径的舰炮。博物馆里面，坦克、潜艇、战斗机等装备，应有尽有。上楼右转，在二楼靠里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个像赛艇一样的东西。大多数人会参观更炫酷的东西，路过它时会径直走过去，但我能盯着这件其貌不扬的东西看半天。如果仔细观察船体的边缘，你会看到一系列凹槽刻痕。下面就来看看它们是怎么来的。

1940年8月21日的夜晚，一艘“盎格鲁·撒克逊号”蒸汽动力的英国商船驶离亚速尔群岛差不多700英里。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号”被一艘没发现的德国船的炮弹近距离击中，引燃了船上甲板炮的弹药库，杀死了大多数船员。

还没等求救信号发出去，船上的无线电通信室就被毁了。当“盎格鲁·撒克逊号”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幸存的船员打算放下救生艇。然而，袭击者靠得更近了，他们又是一通机枪扫射。不过，还是有七个人成功从远离袭击者的那侧逃了出去。趁德国人没看见，他们坐上了“盎格鲁·撒克逊号”的附属小艇，尽管他们当中有三个人在刚才的袭击中受了伤。大家就在一片漆黑中等待着，直到袭击者最终离开，“盎格鲁·撒克逊号”也最终沉没。这七个人是船上仅有的幸存者。

巴里·C.丹尼（Barry C. Denny）是船上的大副，现在他成了这个幸存小组的指挥。一开始，大家都把他当作“力量之塔”。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给大家按配额分发食物：每人早晚各半勺水，中午半块饼干。每天做了什么，丹尼都要记在日志里。在热带的骄阳下，他们靠一个小指南针导航，一路向西。大家一边照顾伤员，一边指望找到陆地或者被别的船救起。第三天晚上，他们看见一艘没有灯光的船，于是准备用海上信号弹向船上的人打招呼。可是，他们又仔细看了看，发现那儿可能就是袭击他们的船。因为他们不过从事发地点走了100英里而已，所以，他们“静静地让那艘船开走了”。[1]

一连好几天没有一丝风，他们就在阳光下平静地度过，太阳的光线从海面上反射过来，非常刺眼，没有雨水来补充他们日益减少的淡水。三个受重伤的人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医疗物资，他们受伤的手脚开始肿胀，令人担忧。五天过去了，丹尼在日志中写道：“凭着上帝的旨意和大英子民的决心，我们坚信会在背风群岛附近登陆。”滴雨未落的日子越来越长，他们变得越来越瘦弱，但是据丹尼描述，大家依然情绪“高昂”。

第二天晚上，8月30日，他们已经受了一周的磨难，其中的一个伤员开始说胡话，因为他一直哼哼唧唧，大家整晚都没睡着。

他又受了两天罪，到了第十一天（即9月1日）的时候，他因败血症去世。大家把他的尸体扔下了船。

丹尼在之前的日志里一向对困难轻描淡写，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写道：“船员们现在情绪低落。”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句话，再往后的日志笔迹就不同了。

9月3日的日志里写道：“简直是雪上加霜。写下这本日志的（丹尼）大副走到这步真的太快了。”

9月4日，日志里写道：又有一个人“掉下了船”。事实上，因为似乎求生无望，他是故意翻过船舷把自己淹死的。第二天，彻底绝望的丹尼已经垮了，他对其余四个人说：“我要跳到海里了，谁要跟我一起？”有个工程师跟他一起跳到海里了。9月9日，厨师也死了，因为他喝了海水。几百年来，船员都知道喝海水是会死人的。罗伊·维迪科姆（Roy Widdacombe）在日志里写道：“二厨发了疯，他也死了。我们还剩下两个人。”

三天之后，天开始下雨了。维迪科姆在9月24日写下了最后一句话：“所有的水和饼干都没了，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找到陆地。”

这场苦难一直持续到了10月30日。这时，罗伯特·泰普斯科特（Robert Tapscott）和罗伊·维迪科姆已经航行了超过2500英里。在漂流了70天之后，他们抵达了巴哈马。他俩看上去就跟被太阳烤焦的骷髅似的。罗伊在试图啃自己鞋子的时候弄掉了门牙。他们把指南针打碎了，为的是喝里面的蒸馏水和酒精。从沉没的“盎格鲁·撒克逊号”上逃出来的七个人当中，只有一人是因为受伤而死的。要是跳海的三个人继续待在小艇上，每天也在船上刻痕记日子，那他们也很可能抵达巴哈马。

希望永远都有。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让丹尼从一开始的“力量之塔”变成了会主动跳海的人？我们怎么面对看似没有尽头的困境，并继续前进？又该如何让自己像幸存的船员一样往船舷上再刻一道印子呢？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导弹打中你的飞机或者炮弹轰掉你的船，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尽管如此，接下来事情的走向得靠你自己负责。要想在困境中不失控的话，决心、毅力和希望缺一不可，而这当中，希望是最重要的。

出现在丹尼身上的这种现象被称作“自我放弃症”。令人难过的是，就算有些人能在要命的事件中毫发无损地生还，他们可能还是会死。根据描述，这类群体中还有一些人是经过一系列症状渐渐消沉的，直到他们的大脑陷入了一种类似电脑死机的状态，而这一过程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死亡。尽管它在生存教练圈以外并非广为人知，但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或许这点会让人有些吃惊，但这也让我们明白希望究竟有多重要。丢掉希望是致命的。

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段描述，这段文字非常有力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他每天都会目睹这一过程。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观察到：

有个人就此自暴自弃，因为他看不到未来有什么盼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味中……无视现实是很危险的事情……所有事情都会变得漫无目的。他们没有把集中营里的困难看作对自己内心是否强大的测验。他们没有拿自己的人生当回事。他们鄙视自己的人生，觉得活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更喜欢闭上眼睛活在过去。对于这类人来说，生活毫无意义可言。[2]

在诸如此类的极端经历中，我们发现有一点会在求生过程中起支撑作用。如果觉得未来没有盼头，觉得自己没法左右事情的走向，人生就会没有结果，而希望也会变得渺茫。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刚开始学开飞机的时候，从教练手中接管操纵杆之前我们都有详尽的流程需要遵守。一旦真的上手，飞机就得由我们自己来控制了。为了顺利交接，正在开飞机的教练会对学员说：“现在飞机由你控制。”你把手放在操纵杆上，脚踩在踏板上，然后说：“现在飞机是我在控制。”教练会再说一遍：“飞机由你控制。”然后教练的手脚离开驾驶操作台，飞机完全由你控制。

出了状况的时候，除非你能有意地去掌控局势，否则你的人生就会被事情的发展所左右，而不取决于你的意志。如果你告诉自己飞行轨迹将由我掌控，那你就该把手放到操纵杆上。同样你应该意识到，当管事的领导也会有压力。你现在是说了算，但然后呢？

约翰·里奇等幸存心理学家